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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宋庆龄从欧洲回国后，她当时的助手胡兰畦每天帮她分送信件，并代为接待一些客人。一天，胡兰畦收到一封英文来信，信封上注了个“急”的字样，前几天宋庆龄去看望大姐宋蔼龄，且当时就住在大姐家里。胡兰畦看到这封信是急件，就赶忙送到宋庆龄手上。宋庆龄当场打开阅看，看完后她对胡兰畦说：“这封信写得好！写这封信的人英文基础很深厚，话不多，很短，但遣词用句都是很美的。”宋庆龄当时称赞的这封信，正是史沫特莱写的。那时候她们彼此还不相识。史沫特莱的那封信，是为了营救牛兰夫妇，想请宋庆龄在百忙之中给她5分钟时间，听她当面把有关情况谈一谈的。
既是人命关天，信又写得那么美好，宋庆龄立即安排了时间，请写信人前来面谈。
史沫特莱比宋庆龄大一岁。想不到，她们竟一见如故，像姐妹一样。这使得史沫特莱大为感动。在她童年的记忆里，那些大人物都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且派头十足的，而这位中国前大总统的夫人竟是这样的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点架子。史沫特莱已经从鲁迅口中听到过一些关于宋庆龄的介绍。这次见面，更加印证了鲁迅的介绍。从此，她们就成了密切来往的好朋友。
史沫特莱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圈子里是个活跃人物，她有许多朋友。自从和宋庆龄结识后，她陆续把其中认为忠诚可靠、对中国人民友好的人介绍给宋庆龄，使宋庆龄在她的中介下，又结交了不少外国朋友：像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当时在上海工部局任督察的澳大利亚人路易·艾黎、像医术高明的美国大夫马海德等。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宋庆龄和他们成了终身不渝的知心朋友。
当年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宋庆龄的工作量大增，史沫特莱便担当起了宋庆龄秘书的重任。她负责用英文发布消息和处理通信事务，每一件事都极其尽心，常常忙到深夜还顾不上休息。她还利用自己外报记者的特殊身份，把国民党当局残害革命者、剥夺人民基本权利的罪行写成稿件，发往国外报刊和国内外文报纸刊登。当时，国民党特务曾多次向她发出威胁，她却不予理睬并照写照发。即便是从红军方面得到的胜利消息，她也设法发表出去。当时史沫特莱的这种忘我工作精神，使宋庆龄深为感动。
后来，蒋介石杀害了杨杏佛后，特别急于想知道这“杀杨儆宋”之计收效如何。经特务沈醉多日观察发现，暗杀杨杏佛确实收到了不小的成效，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些人被吓住了，该同盟当时已经无法开展正常工作；对于南京政府非法逮捕的政治犯，已不像从前那样一再公开地在政府人士间活动，并在报刊上公开对蒋介石进行谴责。但是，宋庆龄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她继续营救处于危险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只是方法更加巧妙；并且她已经加强了情报的收集，往往把工作抢到特务们下手之前。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党的重要干部被她通过各种人和各种渠道护送到外地。
当蒋介石听到报告后，更加恼怒不已。当时虽有宋美龄和宋子文一再关注二姐的安全，使他不敢危及宋庆龄的生命，但蒋介石并不死心，还是指示戴笠要加强对宋庆龄的监视和骚扰，要经常制造些意外和险情，让宋庆龄知道她的安全并没有把握，从而迫使她在更多的时间里只能乖乖呆在家里，不敢随便到外界参加活动。
鉴于这种情况，史沫特莱决定除继续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外，她又主动肩负了一项重要任务，这就是保护宋庆龄的安全。自从上次同几个特务发生冲突后，史沫特莱身上又秘密地增加了一支手枪，随时准备万一宋庆龄遇到实际的危险时，她就挺身而出同敌人作拼死的搏斗。
待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史沫特莱去了八路军总部，并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相处了一段时间。其后，她为朱德的事迹所感动，并写出了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
4．“七君子”为救国入狱
公元1936年1月28日。
这是“…·二八”淞沪抗战的4周年纪念日。在上海商会大厦里，陆陆续续来了800多人。他们本是分属于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职业界救国会、电影界救国会、学生界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和新闻界救国会等各团体的。这些团体的领导者，多是几年来与宋庆龄一起从事民权保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战友。他们今天走到一起，是因为日本的侵略已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当时的蒋介石政权仍然视而不见，仍把主要的兵力都用于对付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亡运动，必须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以实现“逼蒋抗日”。
这是一个纪念“…·二八”淞沪抗战的大会，也是一个新团体成立的大会。这一天，上海各界分散独立的救国会，已经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他们选择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向外界公开宣告他们联合的新产物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正式诞生。
在这天的成立大会上，宋庆龄和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胡子婴、史良、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等30人被选举出来组成了理事会。后来又于当年5月，在中共地下党的推动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在上海秘密成立。它代表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国团体。那天的大会还选出了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14人为救国会理事会的常委，以主持日常工作。
当时宋庆龄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实际领袖之一，她虽没有出面直接进行领导，但是她与中共中央保持着密切联系，以贯彻党的路线，并帮助救国会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这就是不再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政府，而是要推动国民党与各党派之间实现共同抗日；不再提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是力争使救国会在国民党统治下合法生存，以便开展更多的工作；同时，救国会还汲取了国民御侮自救会的经验教训，完全以超党派的面目出现。
那还是救国会成立之初的一天，一位过去随同宋庆龄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朋友，忧心忡忡地来见宋庆龄。茶水还没上来，他就着急地说：“孙夫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时，您未去参加，你是否对会议文件另有看法？”
“噢不是的。我本来是要参加的，但不巧身体患病，无法出席。当时我写了条子，说明了不能参加的原因；同时也表明了我的态度。你不知道吗？”
“那我倒是听到了。只是……只是大会的文件有些地方我觉得有问题。”
“哦有什么问题，你说说看。”宋庆龄顿时也有些紧张起来，她生怕稍有不慎之处，给工作造成损失。
那位朋友拿出了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指着上面说：“像说救国会‘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没有争夺政权的企图，而不过是要尽一份人民的天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又如‘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也是很正确的。可是再往下看，文件竟然连共产党也批评，而对国民党的批评揭露却是这样没有力量，这立场哪里去了？这显然不符合孙夫人长期以来同共产党心心相印的态度和作法。孙夫人怎么会同意发表这样的文件呢？”
“原来如此！”宋庆龄听到这里，才大大舒了一口气。“文件这样写，我是完全知道并且同意的。现在国家的形势同以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危亡空前严重。我们的斗争必须适应新的形势。你看，10年来一直以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为斗争目的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现在也都宣布了愿意同国民党合作抗日，我们怎能再重复以往的斗争口号呢？文件对各党派都进行了批评，这是一种斗争策略，为的是表明救国会是超越党派之争的，是独立的团体，这是为了不给敌人攻击救国会的口实，争取能够在现政权下合法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