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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当失去左胳膊的江水山复员回到村，江仲亭已在家结婚三个月了。对一个穷哥哥成了家，水山当时感到高兴，两个人——应该说加上嫂子孙俊英——来往仍是亲切。可是水山越来越觉得仲亭变了，他只顾种自己的地，搞自己的日子，不愿当干部，很少过问村里的工作。水山和他谈，批评他，仲亭软绵绵地应答着，但行动依然故我，没有转变。水山有时火了，跟他吵嚷，可是仲亭闷头听着，想打架也打不起来。就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渐渐疏远了。对于嫂子孙俊英，江水山也说不上冷热。她在村里是妇救会长，党内是宣传委员，工作积极，嘴也能讲。他有时对她的工作满意，有时对她的絮叨又很厌烦。孙俊英向党支部和水山声言过，江仲亭这个党员包在她身上，她一定使他落后不了。当然啦，做思想工作不能急，她要慢慢来……“啊，大叔来啦，这末快！哦，后面是江合叔呀！支部书记、指导员在前，组织委员、村长压后，配搭得真好！哈哈……”孙俊英这一阵尖利的说笑声，把江水山从沉思中惊醒，他抬头一看，曹振德和江合走了进来。
刚坐下，振德就问留在村里维持工作的妇救会长孙俊英：“今天村里有哪些事？”
“呀，可忙啦！一整天，我腚没沾座！”孙俊英响亮地回答。
村长江合抽着烟，插嘴问道：“拨给县上的那批柴禾搬走了没有？”
“柴禾？”孙俊英打了个嗝，不自然地笑笑，“那些事都由副村长顶着办啦。我有事离开村公所……啊！对啦，”她口齿又流利起来，向振德说，“老东山找我啦。”
“么事？”振德留心地听着。
“还不是他自个的事！”孙俊英忿忿地说，“那个老顽固，自私自利的家伙！为谁把他的麦苗踩了几摊，就扭着脖子找干部。叫我好一顿戗，顶得他没话说，撅着胡子走了！”她最后还学了学对方的样子，得意地格格笑起来。
曹振德挤了几下发红的眼睛，口气严正地说：“俊英！你怎么这样对待人家？不论群众有大小事情，咱当干部的都要管，不然人家要咱们干么！咱更不能为人家落后，向他耍态度。”
几句话说得孙俊英满脸通红，很是不自在。但转瞬间她又抿嘴笑了，说：“大叔说得对。我当时对东山叔也没怎么样，话一出口，我就知道欠妥当啦。”
“踩庄稼也不是小事。麦子正要拔节，很脆，剜野菜的孩子又多，要和大伙交代一下。”曹振德考虑着，对江合道：“我看明天在广播台上喊几遍，叫大伙留上心。”“对。”村长应道。
本来是七个支部委员，参军走了三个，再没补选。这样，人就算齐了，支部书记曹振德宣布开会。
会议的内容，除孙俊英外，其它三人都在区上开会知道了。曹振德向孙俊英传达了一番，大家就具体研究扫地出门的地主对象。
一连讨论过蒋子金等三家地主，大家都一致同意扫地出门。可是数到地主蒋殿人名下，事情有点棘手了。知道蒋殿人者，叫他名字时，前面定会冠以“老村长”，本村的人甚至省掉名字，只叫“老村长”。他这村长当得确实老，村里三十多岁的人，从能记事时就是蒋殿人当村长，直到一九四四年他才不当了。在这二十多年中，社会上发生剧烈的变化，区长、县长直至专员、省长都换过不知多少次，可是蒋殿人当的村长，却象座山一样，尽管一年四季青黄霜雪地改变着颜色，山依旧是山，不动位置。
蒋殿人的田地、山峦在地主中间算是最少的。一开始划成份，还有人说他是富农，不够地主。他只出租少部分土地，虽说雇长工，但他自己也参加一部分劳动。特别是蒋殿人当了多年的旧村长，看起来没有欺压过乡邻，倒肯解人之危，为全村着想。一九三五年蒋殿人参加过中国共产党，虽说工作不积极，当年冬天的暴动失败后就脱党了，但也没见他做过坏事。抗战后，这一带成了根据地，经他积极要求，恢复了党籍。到一九四四年，政府号召地多的自动献出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蒋殿人不执行党的决议，拒不献地，被开除出党。从此也就结束了蒋殿人“老村长”的职务。去年土地改革时，蒋殿人的部分田地、山峦也被没收了，在他家当过长工的人，也揭发出蒋殿人的一些剥削手段来。大部分群众也知道财主都是喝穷人的血养肥的，蒋殿人也不例外。然而，人们对他还是不象对其他地主、恶霸那样仇恨。这次扫地出门的政策很明确，除了个别实在开明、对抗战有功的地主分子外，一律不放过。
会场上沉默着。江水山深埋着头，手在抚弄枪皮条，心情异常紊乱。人们都知道，江水山的父亲江石匠，曾被蒋殿人救过命，虽说石匠还是死了，但这救命之恩，水山母亲永远忘不掉。水山父亲死后那一年，家里受蒋殿人接济过，虽说东西寥寥，可是人情重呵！水山母亲叫孩子认恩人做了干爹。直到现在，每到逢年过节，水山母亲总拿些礼物到蒋殿人家去，流着泪说些感激恩人的话。就为此事，江水山一贯开会发言打冲锋的脾气，受到了抑制。
孙俊英瞪着明亮的小眼睛，目光非常活跃地从这个人脸上跳到那个人脸上，嘴半张半掩，随时准备接别人的话头。这也是她的老习惯。
年近五十的江合，不急不慢地抽着烟。此人日子过得中等，肯操劳，心肠软，见人家个笑脸，就能把要骂的话变成亲热的问候。他考虑了一阵子，试探地说：“依我说，蒋殿人的事还是问问区上吧，好吗？”
“对，这是个好办法！”孙俊英立即响应。
“上级也是根据群众的意见办事。咱们做具体工作的心里都没个数，上级根据什么说话？咱们怎么领导斗争呢！？”曹振德的口气中肯而坚定。
“可也是，”孙俊英随声应道，笑着对江合说：“组织委员，做工作要有主心骨啊！”
“蒋殿人和别的地主没有两样，”曹振德说，“也是靠穷人养肥的。这家伙是笑面虎，他装得那末老实，还参加过党，都是为自己保命发财。我的意见，扫地出门！”
“这——”江合抽出烟袋，有点吃惊，“我看老村长和其它地主有区分，开明不够是事实，可他也做了些工作。要说他反动，倒值得斟酌……”
“什么！地主不反动？”江水山陡然抬起头，粗声喊道。江合含笑地说：“水山先别急，我的意思是要看具体对象，搞过火了，不好收场；搞宽点，还能重来。对吧？”“不对！和反动派犹犹豫豫，那就是向敌人让步！”江水山坚决地回答，“我同意支部书记的意见，扫蒋殿人出门。”“我双手赞成！”孙俊英紧接上说，“我领头打冲锋！”江合失去笑容，严肃地对江水山说：“水山哪！蒋殿人对革命好坏不说，人家可救过你爹的命，也是为救咱共产党员。私情咱不能讲，可人要有良心！”
江水山的心象被针刺了一下，脸涨红了：“组织委员！这不是发慈悲的时候。听党的话，”他站起来，激动地用手扪了下心窝：“就是我江水山的良心，就是生我的爹妈，也不能放在党上面！”
“江合哥，”振德的脸色很深沉，“遇事要从根子上看，不能光凭自个的心思。你对蒋殿人可怜，就没想想受他压迫、剥削过的人？就说在他家当了三十年长工的冷元哥吧，血汗不是叫他吸去的吗？……”于是，振德列举了一些蒋殿人表面装好人、实际上剥削人的事实，“蒋殿人救过水山他爹是不假，那是组织的指示，同时对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危险。可尔后呢？他不是脱党了吗？一九四四年叫他拿出几亩地都不干……事情明摆着，蒋殿人的‘进步’不也是为他自己着想吗？江合哥，咱们是老相好了，你在抗战期间为革命出过力，经过生死，没含糊过。可是自抗战胜利以来，你有些变了。老哥，你的日子比俺们强，没受过那末多罪，可是也吃过苦，是老党员。咱可要对得起党和革命，别软下去啊！”
江合没回答，低下头，抽着烟发闷。
“我是该挨批评，遇事老向软处想。”过了一会，江合承认道，“我寻思对地主斗得差不多了，蒋殿人参加过党，也老实，有些不忍心……”
“你不忍心他，他可忍心你！”江水山恼恨地瞪大眼睛，手握着枪柄，“敌人老实，是怕我们的枪！那些兔崽子一点人性也没有，杀了我们那末些好同志。依我说，现在上级的政策还软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