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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减。我妈开诊所不在家住，我也没见他高兴到哪儿去，用他的话说，“有些事我一想就来气”。
我带他去看过心理医生，医生用美国的一种问卷式的检测方式诊断，说他的内向值低于正常人的两倍，属于偏执、冷漠人格，对人有疏离感。说白了就是没什么感情。可有一次他和我谈及他的初恋情人，竟一往情深，连我都倍受感动。他并非没有情感，只是这情感不是对我，对我不如意，更不用说包容我老妈。加上他的偏执人格，后来一切矛盾便是非人力可救。（偏执人格特点你可查心理医学资料。）他在他妈面前总是有意无意想讨好她，不是孝，是讨好。他也不怎么关心她，诸如生病什么的，还不如我。他只是绝对不违背她。有一回，他妈买了一箱三株口服液，他胃不好，我说让他跟他妈要几瓶来喝，他不敢，最后竟然说是要给我喝，要了几瓶，全他喝了。他总说要在他妈面前树立形象，我喜欢唱歌、跳舞拍照，可自从认识他，一次也没有过。一说出去玩玩、白照什么的，他就说没兴趣，我们除了结婚照，连一张两人合影都没有。有一次去他们家，他妈说拍照，他兴趣特别好，又换衣服什么的。我越看他高兴心里越气，所以那次拍照我的照片全是拉着脸。我俩合影时，他都不敢搂着我，也许是不愿意吧。有一回冬天回他们家，天挺冷。吃完晚饭，他妈说：“去，端盆儿水把车子擦了。”他就真得乖乖地去端水，下四楼，黑乎乎地洗自行车。95年中秋，他家亲戚都来了。一个小孩子穿鞋在屋里，把石英地板蹭脏了，他妈当即要求大家放下碗筷，十几口人全趴在地上给她擦地。我把他叫到厨房让他告诉他妈，等客人走了再擦，他却觉得他妈挺对的。当然这些事情和我没什么关系。因为他我没少和我妈吵，可他绝不会因为我和他妈起争执，因为他绝不敢。
说到底，我们的婚姻是因为基础不好没能经受住考验，所谓考验，不见得只有外遇才算是考验，只要是来自俩人以外的任何风浪都叫考验，任何外力只能让两个人的法律关系终止，而让两个人情感上分离只有当事人自己，别人谁也办不到。如果单是因为老人的原因，即使分离也会和梁祝一般化蝶相随。如果说他和我妈的矛盾让我们在形式上分离，而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让我们从内心深处分离了。
分手后，当时协议我有些债务欠他。比如电话，我要想留下，就得向他购买使用权。我去年做完一个大手术刚出院，他打电话催债，我说我刚出院，他竟连一句“你怎么了”都没问。我真是心凉到彻底，我自认待他不薄，就是邻居也该问一句吧？如果是我一定会问他。当时送我上医院的朋友在我上手术台前问我想见什么人，我说了他。后来朋友听说他来电话要钱，骂我：“这种人，亏你他妈要死了还想着他。”我和他之间并没有什么原则问题，所谓外遇、严重恶习、家庭暴力等等，用他的话说，“我好像不是和你离婚而是和你妈离婚”。现在我妈已经不在了，可是我已经不能再接纳他了，因为除开感情，就算是朋友一场他也有点不够意思。
我们的婚姻如同先天不足的早产儿（这是婚前我和大学同学讲的），也许以后会茁壮成长，也许一辈子衰弱，也许经不起风浪中途天折。与老人的矛盾是疾病的话，我们的早产儿的婚姻还是中途天折了。是病太重抑或是体质太差？恐怕是后者。我们如果是在“文革”，我是反革命他受牵连，恐怕下场也如此。因此，我参加婚礼从来不说什么“白头到老”，而是说“祝你们相儒以沫、风雨同舟”。人生不如意时常八九，生活琐屑不足以捶胸顿足。我们的人生境界不一样，他不和外界打交道，没受过什么气，生活琐屑在他自然是不堪重负。
我白手起家，日子也会一点点好，但我不认为自己有朝一日家财万贯就必有佳婿相伴。
虽然我对未来时常感到茫然，但还是祈求上苍给我一份安宁的生活，一个我愿和他相伴终生、暮年黄昏散步时彼此感到是自己生死相依的另一半。
第十二章 走不出那个命运的螺旋
采访时间：1998年10月26日3：30PM
采访地点：北京国际贸易中心快餐厅
姓名：金威
性别：男
年龄：29岁
北京某大学财政金融专业毕业，分配
在某机关办公室做行政工作，现在某
证券公司任职。
金威是一个在母亲和妻子之间无所适从、无法“明辨是非”的典型，母亲和妻子同时对他提要求，而双方的要求他又无法同时满足，这两个人都是他热爱也不能伤害的人。她们做成一个生命的环，他在其中周旋得近平疲于奔命。也许金威的状态正是很多已婚男人的一种常态，而改变这一状态只靠他一个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家庭绝对不是培养利己主义的地方，但是因为是家而不是其他地方，人又总是不由自主地会从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而忽略了他人的感觉，毕竟，从亲人身上是最容易获得谅解的。然而当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抱着这样相同的想法的时候，谅解就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无休止的“斗争”。
在电话里和金威约时间十分艰难。首先他说他要到下午三点钟之后才有时间，而且只能在星期一，然后又说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到我的办公室来，因为“一个大男人让人看着婆婆妈妈的，不好”。我说：“你来选地方吧，只要安静就可以。”他不好意思他说“应该女士优先”。我想象不出来这个和我同样年龄的男人是什么样子，但是已经感觉到了他的优柔寡断。我说：“我无所谓，你就说吧。”
接下来又是一阵思考，这种思考在其中一方握着电话等待的时候就显得有些漫长。他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征求我的意见：“要不咱们去一个酒吧？……要不去哪个饭店？……哪个饭店的大堂安静呢？……要不还是你说吧，你离什么地方比较近？”
我说我通常的采访就是在办公室和家里，但是不巧的是在他说的这个时间里，这两个地方都有别人。他马上说：“我绝对不去你家，你这样做是很不安全的。”
我笑了一下，不知道他说的不安全是指我和受访者中的哪一方。
“这样吧，”我舒了一口气，总算要有结果了，“咱们到国贸吧，交通方便，那儿有一个快餐厅，这个时间没什么人……”我怕他再犹豫，赶紧大声说“行”。
他好像也笑了，语气也畅快了许多：“就这样吧，下星期一，下午三点半，我在国贸大门口等你，去时装中心的那个门。”
我给金威留下了我的呼机号，让他“一旦有变化可以提前通知我”。他记下来，然后说：“应该不会有变化。”经历这么“艰苦卓绝”的讨论之后，我已经不去判断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了。
1998年10月26日下午，远远地，一个身材魁梧、看上去非常年轻的小伙子在风里向我微笑。我又想到了电话里的“讨论”，好像那个犹疑不定的人与面前的这个人毫无关系。
他非常礼貌地替我开门，走在他身后，我发现他的蓝色西装有些旧了，后背上横着两条明显的皱槽——这一定是一个长时间坐着工作的人。金威的态度可以用谦和来形容，他甚至在我落座之前用手帮我擦了一下椅子，然后微笑着问我“想喝什么”。他坐在我的对面，一双手交叉握着放在桌子上。两小瓶矿泉水送上来的时候，他把他的那一瓶握在手中。这是我和我老婆常来的地方，那时候我们还没结婚，结婚以后就一次也没来过。她经常到这儿来买衣服，不过不是跟我来。金威动一动身体，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你看我一上来就把话扯远了。你希望我怎么说？
我告诉他我现在主要是在采访有关家庭方面的内容，比如亲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个人选择和家庭成员的选择之间的矛盾以及矛盾的解决等等。他听得非常认真。
沉吟片刻，他点点头，开始说话。其实那天你在电话里就已经说清楚了，而且我想跟你说的也是集中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家庭这种东西是很奇怪的，比如有些话完全可以通过聊天或者就叫做沟通来解决得很好，偏偏所有的人就是不说，结果越不说隔阂就越大，矛盾也就越多。人家说东方人是讲究含蓄的，把真实想法放在心里，嘴上说别的，好像这样就能一团和气，其实恰恰是这种表面上的和气最有问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