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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种阴影里。而且，离婚会让人变得对爱情特别没有把握，对婚姻特别没有信心。我和沈虹现在都这么多疑。这么善于察言观色，都是由于离婚造成的。
庄成起身给自己倒水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尝试把跟我说的这些入情入理的话跟他的妻子说，他略微沉吟了一下，没有说话。他端着一个白色塑料的一次性水杯重新坐下，水杯在他的手中被捏得略略有些变形。
我曾经想过不止一次，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我给沈虹写过一封信，大体上包括了我跟你说的一些想法，一直没给她。过几天，她要到日本去学习三个月，我想给她放在行李里面。我不敢想象她看完信的当天就面对我，我们会是一种什么表情，可能会尴尬。所以还是让她在离我比较远的地方看完了，想一想，等她回来，我们再交流或者改善现在的关系。
我给庄成讲了另一个男性受访者在电话中给我讲的一件小事：他的父母一直关系不融洽，他在15岁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跟踪他母亲的经历，他想用这种方式知道母亲是不是像父亲说的那样“是一个风流的女人”，结果他什么也没有发现，母亲只是和同事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这件事使他一直觉得对母亲很抱歉。他长大以后很想能当面对母亲道歉，但是面对母亲他无论如何说不出口。所以，他采取了写信的方式。在他出国留学走的当天，他把写好的信放在了母亲的枕头下面。后来在他和母亲通电话的时候，母亲才只是说“我看到了……”他马上就把话题岔开。母子俩以后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庄成深深地点点头。和我的感觉差不多。越是亲近的人之间，有些话越不好说。对一个陌生人都可以说的东西，对真正的自己人倒不一定说。比如咱们俩吧。
我知道沈虹最怕的就是我有外遇，她以前的婚姻就是这么结束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题。她只是特别关心我，那种关心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关心这种概念，她简直就是在研究我。她给我洗衣服之前，总是先看看衣服兜里有什么东西，钱阿证件啊，等等。我发现每到这个时候她总是如临大敌，神情都特别紧张，好像马上就要发现她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了。比如有人晚上呼我，有些电话我回，有些就不回。我回电话，她就不自然，明显地是在听，想知道对方是男的、女的，是为了公事还是私事。我不回的那些电话简直成了她的心病，她总是想方设法要知道是谁，为什么不用回，都是汉字的呼机，人家留了什么话。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假装手里有事，跟她说“你替我看看是谁呼的”，这种时候她就特别起劲。
沈虹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她可能也明白我们这种半路夫妻是容易闹误会的，她自己主动在下班以后就把呼机关上，找她的人都是往家里打电话。
夫妻之间偶尔有猜疑也是正常的，但是像我们这种都是受过伤害的人，就比别人更容易猜疑。其实就是不自信。就拿呼机这种事来说吧，呼机可以检查，信息都在上面，那手机呢？白天一整天不在一起，都跟谁联系你能控制吗？所以真的和别人有事是拦不住的。我曾经暗示过沈虹，我不是她前夫那种人。但是没用，对她来说，只有严密监视我，她才有安全感。
从这个角度上说，沈虹比我还要注意我们夫妻之间的交流，因为她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掌握我。她跟我说的话经常是有潜台词的，很像是一种引诱我说出什么来，最好是一些暴露我的什么不良行为的内容。她好像不能相信。
她现在的丈夫居然没有一点儿外心，不能相信她自己找到了一个规矩、本分的丈夫。她必须得不断证实这些，心里才有底。我明白她的意思之后，就觉得特别没劲，可以说是有些悲哀，所以，本来想跟她说的话也咽回去了。
有时候我也会设想，如果我和我前妻没有离婚，我们会不会也陆陆续续出现这些问题呢？可能有，但是不会像我和沈虹在一起这么多。原因就是我们都有一番自己的经历，有自己怕的和担心的。受过伤的人自我保护意识也比别人强，越是受伤害越是要保护自己，就像做围墙一样，等到围墙厚实到刀枪不入的时候，人也就什么都不信了。
庄成说，他实在也想不出来还有什么特别好讲的，他觉得自己在仅仅再婚一年这么短的时间里，又进入了一种对婚姻的疲惫或者就是厌倦。
我说我认为他应该也必须对沈虹讲明他的想法，而且类似沈虹与前夫联络那样的事情，都应该说明白，假如真的是有困难、有麻烦，做丈夫的有义务去帮助她，这也是对婚姻负责。庄成打断我说：“你说的都对，我也知道，有些问题两个人解决比一个人解决要容易得多，但是如果是你，看着她那种慌乱的样子，那种拒绝的表情，我保证你也什么都说不出来。像我们这样的夫妻，有些话题是碰都不敢碰的。”我在心里说：“那你们还做什么夫妻？”
庄成微微低着头，目光落在喝剩下的小半杯水里：“你不会体会我们这种人的心情的。我和沈虹去登记结婚那天，我看着大红的结婚证书的时候就在想，我是在用我的后半生来做这么一份结婚证埃我想我就要重新开始了，我要做到最好，我要建设一个最好的婚姻。可是，现在我明白了，真正从心态上重新开始是特别困难的，要完全摆脱过去的影响几乎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想劝那些成天把离婚挂在嘴上的人，离婚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出来容易，做起来也不太难，但是离婚之后要想重新开始生活，而且还想幸福地生活，那是一件特别特别难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应付自如的。”
我沉默地听他说这些，他的严肃与他讲述到一些细节时的幽默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深陷在他的逻辑之中，打动我的是那些在逻辑之外的切肤之痛。
就在这个时候，庄成突然直视我：“你没有想过要离婚吧？他的话吓了我一跳。
第八章 天经地义的奉献
采访时间：1998年7月15日1：00PM
采访地点：北京二环路东直门立交桥
一带一辆夏利出租车中
姓名不详
性
别：男
年龄37岁
北京郊区某出租汽车公司司机，原
为北京郊区农民，文化水平为初中
一年级。
这不是一个旧式包办婚姻造成不幸的故事，严格他说，主人公的婚姻也不能说是包办而成。然而渗透其中的亲情的牵绊却让我们不能不去思考一个问题，亲情除了会带给我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得的温暖和关爱之外．有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种负担？特别是当个人的选择与亲人的期望发生矛盾的时候，什么才是自己最需要的，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谁没有过为自己所爱的人或多或少放弃自己的愿望的经历？放弃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多地获得来自被爱的那个人的认同，但是当这种放弃明显地会改写一个人的一生的时候，就需要冷静地想一想，有没有一种亲情强大到可以使人付出终生幸福的代价。
1998年7月15日中午，我从东四打车回家。在北京，乘客和出租车司机闲聊是极其平常的事情，话题也不外乎天气的冷热、道路的拥挤和物价的涨跌，到达目的地。付账、说“再见”，然后各奔东西。我也一样。
他的相貌很普通，脸色熏黑，眉毛很浓重，厚厚的嘴唇因为干燥有些爆皮。天气太热，谁都没有说话的心情，我告诉他我要到什么地方，之后，他开车，我看窗外。
车拐上二环路的时候，我听见了手机的响声。不是我的。他从放钱的小黑皮包里取出小巧的灰色手机，看了一下屏幕上显示的来电号码，说：“怎么了？”
他的眉头伴随着对方的活开始皱起来，车速也明显地慢了。“这老太太，她就是不能让我活好了……”对方显然还在说着什么令他生气的事情，他一边“晤、晤”地应答着，一边开始把车往路边上开。
对方一直在讲话，他终于把车停在了刚过东直门立交桥的自行车道上。他一边听电话一边对我说：“大姐，您等我一会儿，我打完电话送您，给10块钱就行。”我点点头。他听了一会儿，说：“你们家没事儿吧？”对方说了些什么。
他拿出一支烟，叼在嘴上：“我告诉你，他要是敢动你一下，我这回真跟他玩儿命……”对方又说了些什么，他说：“行，我知道了，我今天晚上过来，你先回你自己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