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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多的努力，我够了。比如吵架，我们吵架就是我一个人在说，他只说一句话：“你不讲理，我不跟你说。”然后他就走了，过一会儿再回来睡觉，每次都是这样。我们就是各自随便，谁跟谁都没关系。有时候我烦，他回家的时候我正在哭，他也不说什么，等天晚了，他就说：“洗把脸，睡觉吧。”我就是自己在舞台上跳舞，下面还有个人看呢，现在就我一个人在那儿疯折腾，底下人连眼皮都不抬。
但是我现在做的这件事并不是想吸引他的注意，我只不过在追求我想追求的东西。
可是这个追求太难了。如果我迈出这步就毁了两个人。他的父母都认为我们的婚姻挺好的，他们是那种很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的婚姻毁了，对他家的打击也挺大的。
麦丽的举动令我有些吃惊——她拿出了一张孩子的照片。一个非常非常孝小到看不出性别的孩子，笑得娇憨、甜蜜，一派对世事的浑然不觉。然而紧接着她就拿出了另一张照片，是她和那个“男孩儿”、相依相傍。
这是我们在龙庆峡照的。回来那天晚上，他坐地铁，我当时真的就想跟他说：“你带我回家，咱们聊聊天儿。”可是看他很累，在复兴门他转车，我站在站台上，看着他走，忽然就觉得我是到了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地方，特别孤独，我不想回家。我从那儿去了百盛，买了纸和笔，给他写了11篇的信。我的信的开头写的是：“我希望你不要用眼睛去看，用心去读，因为这是我想说给你的话，但是我说不出来。”我说我们俩的开始就是一个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本来不想伤害你，但是事情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我是在伤害你了，现在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抓住我手里的东西不放，我大痛苦了；放开，和你继续下去，也是痛苦。我和你做的一切，我不知道算什么。”我把信给他，他看完就哭了，他说：“你为什么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把信要回来，撕了。
从来没有人跟我有过什么思想上的交流，白天，我要装出一份笑脸来对老板、对员工、对客人，白天的我就是假的。我喜欢晚上，我喜欢晚上能变回真的我，但是，我回到家，还是没有自我。我跟我丈夫说：“你看人家俩口子……”他说“人家是人家，咱们是咱们”。我知道他不可能再改了。我是9月20号的预产期，18号，十五大闭幕，马路上全是警察，我没有驾驶证，什么都没有，开着一辆摩托车，从大兴回家，他跟我一起，开着一辆汽车，他开得快，超过我先走了。那时候我就想，我们的婚姻真的无可挽救了。我还有两天就该生孩子了，我说我要开摩托车回去，他说：：“啊，行。”就这样。我听不听不说，至少他应该阻止我呀！他跟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啊，行。就这样吧”。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人，有身材、有欲望，我真的是特别女人的女人，可是思想上，我现在是个男人，没有女人的迹象。因为没有一个男人给我这样的感觉。周围的人也这样认为，他们认为我很强，我不需要别人安慰和帮助。只有这个男孩）……可是，假如他说的是真的，他的女朋友从国外回来，我自己就会躲开，我不想耽误他，挺好的一个男孩儿。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女人的角色，同时拉了两个人下水。
麦丽点燃第三支烟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有时候我也自责。”但是她的自责很快又被她对婚姻的厌倦所取代。
我的婚姻已经这样了，我也不想改变什么。原来我还闹，现在我什么也不说。
我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每天回家洗澡，然后上床、看书，看累了，就睡觉。我要逼得他必需要问我“你怎么了”的时候。这样很消极，但是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离开麦丽的时候，酒楼已经有了几分喧闹。麦丽耸耸肩膀说：“每天都是这么开始的。”我不知道那个“男孩儿”此刻正在干什么，麦丽说他就在酒楼里上班。
七月的第二个星期天，麦丽呼我。电话里兴高采烈，感觉上那才是她的常态。
她告诉我她终于离开了那个“伤心的地方”，现在她是另一家酒楼的经理，收入依然很好，家庭婚姻还是老样子。我问她：“你就不想再试着改变一下你和你丈夫的关系吗？比如你们可以谈谈……”她在她一贯的爽朗笑声中打断我：“算了，随它去吧！”
第六章 好的婚姻也有点孤独
采访时间：1998年7月18日1：30PM
采访地点：舒澜家
姓
名：舒澜
性
别：女
年龄：31岁
北京某医学院大学毕业，后在某医院
担任住院医生，现为某合资药品公司
销售代表。
舒澜是一个11岁女孩子的后妈，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非常态”的婚姻，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她获得一份真实、深厚的爱情，令她难过的只是在有了对婚姻的信心之后，当她准备去承担更加具体的家庭责任时，她没有得到相应的信任和帮助。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后妈几乎很少有相对光彩的形象。
这是一个标志着距离和隔阂的概念。在这一点上，女人不外乎可以分成善良和不善良两种，但是对后一种的过多渲染也给原本属于前一种的女人的生活带来了难度。
再婚的夫妻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面临着新的生活伴侣和过去婚姻留下的孩子如何相处的问题，对孩子负责还是对自己负责？对一方带来的孩子和自己亲生的孩子能不能公平对待？
孩子在他还仅仅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是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的，父母的选择就是孩子的选择，一个负责任的婚姻理当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婚姻负责。道理讲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困难往往出人意料。
1998年7月的一天，我在家里接到舒澜的电话的时候非常惊喜，我们已经有大约9年没有联系了。她说：“我是因为看了你写的书，才找到你的，费了好大劲儿呢。”
舒澜曾经是我的一个不远不近的朋友，那要追溯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她是我的一位老师的女朋友。9年前的舒澜是一个显得非常纯情的女孩子，在老师的宿舍，我们讨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她比我大，当时大学已经快要毕业了。我们也曾在一些无所事事的晚上一起去逛街、买一些不太贵又显得很时髦的衣服，当然也是和我的老师一起。
直到她打电话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依然是当年对她的印象。我想，她应该已经是我的师母了，而且或者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于是我很自然地问她，我的那个年轻滞洒的老师他还好吗？舒澜在电话中笑了：“他去了英国，不回来了。我没有跟他结婚。我现在是一个11岁女孩儿的后妈。”
我真的吃了一惊。大概沉默了有半分钟，我问：“你觉得好吗？”听得出她还在笑：“怎么跟你说呢？也好也不好，咱们见见面吧。”7月18日是一个星期六，舒澜说她的丈夫和女儿不在家，我可以到她的家里去“看看”，顺便，她会告诉我她“过得好不好”。
大门打开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那个沉静、文雅的舒澜，跟9年前居然没有太大的分别，岁月好像对她格外优厚似的，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什么痕迹。微胖了一点儿，家居陈设有些显旧，但是很清洁，一副称心如意的样子。
舒澜的家不大，装修和家具都显得有些老式，是倒推回几年以前流行的样子。
客厅很整洁，卧室的门关着。我在客厅的一只三人沙发里坐下，面对着一字排开的各种电器，以及墙壁上悬挂的大大小小的照片——都是舒澜一个人的，不同的衣着、相近的幸福表情。在这个家里，至少是在这间小客厅里，看不出有人和她共同生活。她，就是这个无论由几个人组成的家庭的中心和灵魂。
舒澜把冰冻的咖啡摆在我面前的玻璃茶几上，自己拉过一只带轴辗的小沙发，很舒服地坐在我的斜对面。
看你的书的时候，我老有一种冲动，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自己的生活。好像你从来没有碰到过一对幸福的夫妻和一个幸福的家庭，好像所有的婚姻都危机四伏。这跟我的状态不一样，我的婚姻可以说是没有危机的……也不是，就是没有那种外来的威胁，我们都非常稳定……就是那种很自觉的向后转，把脸对着这个家，我们的问题来自自己，来自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