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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位 21岁的青年来说,梦想打破物质存在这样一个全球的信仰——而且还要在25岁的时候出版名叫《人类知识原理》(1710年)这样一部阐释其梦想的著作——如果不算痴人说梦的话,这至少也是荒唐可笑的。(他的第三部重要著作出版于1713年,以对话的形式重述了他的观点。)可是,贝克莱坚持到底,一直到得出最后的结论,即洛克在原初和次要品质之间所作的区分。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来自我们的感觉,那么,除了这些感觉以外,我们对于外部世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这都是些次要的品质。我们如何知道原初品质所以藏身的物质或者实质是真实存在的呢?在梦中,我们可以看见活生生的树、房子和群山,可这都是些错觉;我们为什么能够假设醒着的时候所具有的感觉就一定能够更好地证明有什么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呢?按贝克莱的话说:
尽管可以说,团体的、形象的和可移动的物质可能不需要思维而独立存在,它们对应于我们对实物的一些想法,可是,我们怎么就有可能知道这一切呢?我们能够知道它,要么是靠感觉,要么是靠推理。至于我们的感觉,我们只有靠它才能知道感知存在的一些感觉……(至于说推理,)有什么样的推理能够引导我们去相信物体的存在,而不需要我们借以从中产生感知的思维呢?……可能的情形是,我们都受到我们现在具有的所有思想的影响,不过,如果没有这些思想,没有跟这些思想想象的一些思维,那就不存在什么物体。
就我们到目前为止能够知道的来说,所存在的东西只是我们所感知到的。没有感觉到的东西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不同(这个说法将会在现代作为现象主义心理学而反复出现)。
贝克莱可不是傻子;他在《人类知识原理》一书的前言中承认说,某些段落,如果断章取义地看,可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而嘲笑者们都曾说他没有道理,因为他宣布根本不存在任何类型的真实世界,所有的存在都只是在我们的想象之中——一棵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看见它了,当我们朝旁边看的时候,它就不再存在了。可是,贝克莱通过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拯救了整个世界,而上帝就是永恒的感知者,他同时在所有的时间里看到所有的事物。也许不存在一个物质的世界,可是,上帝所感知到的宇宙却是稳定和经久不衰的;哪怕在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事物时,上帝也看见了,因此,当我们不再看这个事物时,事物却并没有停止存在,哪怕我们已经停止看它了。 20世纪的英国神学家罗那德·诺克斯神父带着佩服的神情,用一段著名的五行民谣总结了贝克莱的观点:
四人院里早已空荡,
智慧之树却还在生长,
有位年轻人无心发问,
事到如令,
上帝必定是惊讶万状。
(有位无名人士这样答复:
亲爱的先生:
您的奇怪真正是走样:
本人就在四人院里逛。
智慧之树因而还在原地,
因为忠实上帝还在注意,
就是我这读者热心快肠。)
贝克莱的理论对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都是一个大问题,他们发现,就这些话本身来说是无法回答的。许多年以后,当波士威尔与约翰逊博士于 1763年8月的一天散步的时候,前者请教后者说他应该如何反驳贝克莱理论。约翰逊博士狠劲踢了一块大石头一脚,可被反弹回来,他说:“我就这样反驳它。”他本应该知道得更多的,贝克莱有可能会这样回答他,石头的紧固性和质量,以及约翰逊从石头上面反弹回来,这些只不过是由上帝灌入他头脑中的一些感觉,而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什么物质性的东西引起的。
还有比约翰逊博士更为微妙和更好的回答,可是,没有谁的回答比体谟的回答更为简洁,更为有理智:他说,贝克莱的观点“不容许有任何答案,也不会让人产生确信”。
休谟
可是,大卫·休谟( 1711-1776)本人在他的心理学作品中也给哲学和心理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苏格兰复兴运动中最耀眼的明星。
在苏格兰,如在西方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复兴运动是 18世纪流行的哲学运动,其特征是对科学和理智的依靠,对传统宗教的质疑和对全球人类进步的信仰。休谟在童年时代从两个方面看不出他怎么有可能成为这个运动的权威人士:他出生在爱丁堡一个优越的长老会家庭,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卡尔文教的神学观点。作为一个小孩,他看上去很木讷(他自己的母亲说他是个“很精细,天性良好的火山口,但是,脑袋瓜子却不怎么灵”),不过,这种木讷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迟钝和身体过重的倾向而造成的错误印象;他很聪明,12岁就进了爱丁保大学。至于他的卡尔文主义,在15岁的时候,他已经就在热切地阅读他那个时代的哲学著作,而到18岁的时候,他已经就成了卡尔文主义的叛教者。后来论及此事的人说:“自从他开始阅读洛克和克拉克的作品以后,他就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信仰的快乐了。”
休谟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因而只继承了很少的遗产。他因此而攻读法律,可一点也不喜欢法律,以至于后来差点精神失常。他觉得商人办公室里的吝啬也同样难以忍受。 23岁时,他决定靠当哲学家谋点饭吃,因而去法国谋个便宜生计。他在拉弗莱奇安顿下来(笛卡儿曾在这里学习过),然后,虽然没有能够上大学,可他终于说服了耶酥会,让他使用这里的图书室。仅在两年时间内,他就完成了他的两卷本《人类天性论:实验(牛顿)推理法引入道德主题的尝试》(1738年),在这部著作里,他第一次引入了自己的心理学。
他原指望这本书能带给他巨大名声的,可当这本书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时,他感到痛心万分。
(后来,他又重写此书,改成更简单一些的形式,效果稍为好些了。)
他被迫谋一个生计,因而给一位年轻人当了一阵子辅导教师,然后成了詹姆斯·圣克莱将军的私人秘书。在这个岗位上,他有了一份不错的收入,穿上了红色的制服,吃得好,慢慢发胖了。一位访问者描述他说,他生就一张又宽又胖的脸,“除了愚钝以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而且他的身材更像是一位地方官员,而不像一位精细的哲学家。可是,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相貌有时候是骗人的,休谟不多久就存足了一笔钱,可以专心写作了。他成熟年代创作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和宗教著作给他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名声。在法国,虽然他长得腰圆体胖,可很快便成了各个沙龙的座上宾,而且得到伏尔泰和狄德罗的称赞。在伦敦,他的家成了沙龙,亚当·史密斯和其它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经常光顾他家,大家一起高谈阔论,无话不说。
朋友和熟人认为他很聪明,很友善,从善如流,极有耐心,他对自己也是这么看的,他还说自己“是个宠辱不惊,自有城府的人。”(他 23岁的时候让一位年轻妇女怀孕了,在37岁时双膝跪下追求一位有夫之妇的伯爵夫人,未果。)虽然他不喜欢斯宾诺莎,因为他是位无神论者,可是,他自己到底也还是位怀疑论者。波士威尔在他因直肠癌而卧床垂死时间他说,他现在是否不相信有一个来世在那里,休谟回答说,那是一个“最没有理智的幻想”。说到底,休谟是位彻底的复兴主义者。
休谟写作《人类天性论》的主要目的是要开拓出一套基于“有关人的科学”的道德哲学来,指的实际上是心理学。因此,他努力建立了一个人类激情和我们对激情的看法的理论,这就使得他要去了解,我们的思想来自何处。他以一位真正的经验主义者的方法来探索这个问题:“因为有关人的科学才是其它科学惟一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能够给这门科学本身的坚实基础就必须以经验和观察为基础。”
当然,尽管休谟大量引用和批评了其他人的作品,但他最主要的依靠还是自己的内省式观察。作为一位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不容分说地排斥了所有有关非物质灵魂的本质的问题——对笛卡儿来说一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