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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共同历史进程的参加者。
许多美国观察家认为，苏联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完全不关心，记者兼苏联学研究学者约翰·萨特批驳了这一观点。他写道：“尽管美国人几乎根本无法理解苏联公民时刻准备使自己各方面的生活服从、服务于某种思想，然而他们还是应从事实出发，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尽管外表荒诞，但却向自己的信徒提供了一套严整的历史理念，使最简朴的公民的生活也很有意义，哪怕只是虚幻地满足了必不可少的精神需求。在没有信仰的时代，共产主义就成为颠覆我们观念的强大反信仰。用武器无法战胜它，借助小恩小惠也不能促使它的信徒背弃它。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克服它，即找到更有效的意识形态与之对立。”
众所周知，在“改革”和“公开化”的年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的影响和力量发生了动摇，这一过程在1987～1990年获得了真正山崩地裂般的特征和性质，最终导致了权威的倒台，紧随其后的是苏共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如果没有原来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像苏联这样的国家根本无法生存。然而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是被某种新的、强大有效的意识形态击垮的，而是毁灭于从各个方向发起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体进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坍塌了，然而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意识形态能够取代它的位置。
俄罗斯联邦作为主权国家的诞生不是长期民族解放斗争或民主斗争的结果，否则，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应当可以形成新的思想和新的领袖、新的国家形象和新的公民心理。苏联和苏共轻而易举的毁灭令人震惊。当然，叶利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戈尔巴乔夫又没有把握住局势，于是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崩塌，犹如老朽的树木，或是地基和支柱无法承受原有重量的房屋。
谁能给国家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并领导它的革新和复兴呢？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谢尔盖·沙赫赖？安德烈·科济列夫？叶戈尔·盖达尔？这些人起草了关于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定，宣布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行全面自由化。然而将西方自由主义注入俄罗斯的尝试伴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骤然下降以及犯罪率和混乱的膨胀，因此它不可能吸引俄罗斯公民的广大阶层。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作为拼凑的概念来到人们面前的，而不是人民饱经忧患和痛苦换取来的，所以它只能成为很少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
当然，1993年12月12日在全民公决中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收录了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很多基本概念。然而宪法毕竟不是意识形态，其自由主义——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具有“框架的性质”。因此，对宪法的忠诚并不违背对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宗教的信仰。
俄罗斯是否需要一个全民族或国家的新意识形态呢？一部分政论家认为，在俄罗斯，对所有意识形态的兴趣和信任已经消失殆尽，而这也许是一件好事。“俄罗斯社会有没有对意识形态的需求和需要呢？”弗·索洛韦伊提出了问题，并进而回答道：“这很值得怀疑。在俄罗斯占主导的是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排斥，不管是谁信仰它。这样的精神状态不是臭名昭著的苏联极权主义的后遗症，而是俄罗斯最近十年的历史造成的。” 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多次谈到对意识形态和各种“主义”的拒绝。然而，社会的全面非意识形态化意味着社会陷入混乱和荒诞的局面，与其不可预料后果的力量角逐将占据思想斗争的位置。
恩·巴甫洛夫认为，俄罗斯不能在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的状况下生存，“俄罗斯应找到自己的支柱，每个文明、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道路以及在精神、政治和其他关系中能够使人们联合为一个整体的东西。社会思想或者宗教思想发挥凝聚的作用，或是赋予任何活动以意义，在俄罗斯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国家。正是有关俄罗斯的特殊道路和使命的思想——并且不一定是官方的思想——维护了它的统一” 。
不久前去世的企业家兼哲学家亚历山大·帕尼金近些年一直致力于寻找新的、全国普遍适用的意识形态。他向自己的读者和听众宣传：只有新的世界观可以解放人的创造力，并生成巨大的能量，从而使俄罗斯走上新的轨道。然而，帕尼金最终还是未能找到新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公式。
《明日报》的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和圣彼得堡的前任州长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夫同样相信，俄罗斯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公式，而且俄罗斯正在“孕育”新的意识形态。谁要是能够找到适当的语言和公式来表述它，“谁就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因为这做起来并不简单”。 而来自世界政治科学联合会的叶莲娜·谢斯托帕尔教授认为，表述俄罗斯的新意识形态并没有那么困难，关键在于有没有需求。“新的民族思想，确切地讲，民族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什么，它从何产生？”耶·谢斯托帕尔提出了问题，并紧接着回答
道：“这是政治实践家、政治学研究者和人文学科理论家的事情。他们茫然地从一个政党换到另一个政党，但是在上层暂时尚未意识到理论工作的必要性。当前，这项任务在各方面都已成熟。这里指的是发展方向的选择和一定的价值参照物的选择。执法机关，确切地说，是总统本人及其工作班子应成为主要发起人，因为人们总是在寻觅某个下指示的手指，以便提示他们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和怎么做。”
哲学博士亚历山大·齐普科也期待着总统对俄罗斯历史上最“悠久、难解的问题”做出回答。在亚历山大·齐普科看来，恰恰应当由普京来宣布和解释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三个阶段具有总体继承性；由普京指出在建设未来的过程中，哪些价值是重中之重；由普京解决“白军和红军”的问题，并“指出公民对其臣服的领袖和选择的思想负有责任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奇怪的议论和要求。
事实上，俄罗斯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建立某种新的全国或全民性的意识形态，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确定所有公民必须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价值。这不仅是因为俄罗斯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俄罗斯“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任何意识形态均不可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或必须遵守的意识形态”（第13条）。要知道，那些支持统一的民族和国家思想的人可以根据他们找到的公式修改俄罗斯宪法。
俄罗斯社会构成复杂、历史丰富而充满矛盾、民族众多、疆域广袤，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民几个世纪来水乳交融。在这样一个俄罗斯，西欧派和斯拉夫派、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激进派和保守派、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民主派之间的论战可以无限制地延续下去。这没有什么不好。除了家庭、后代、健康、心灵安宁和福利等传统价值，不同俄罗斯公民对其他甚至是最为基本的价值的认识也有本质区别。
对于“您认为哪种意识形态在俄罗斯最可行？”这个问题，在2003年3月的时候，28％的俄罗斯公民回答的是爱国主义，23％回答民主，11％回答民族独特性，10％回答强国理念，10％回答社会主义，8％回答共产主义，3％回答资本主义，3％回答宗教性，9％的公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里需要突出的是一种最主要的思想，而不是思想的组合，比如，社会主义思想与民主思想的组合。即使是在今天的俄罗斯，在各种社会调查中还会有50％～60％的公民自称是信仰宗教的人，其中80％又将自己界定为东正教信徒，但只有10％的俄罗斯公民经常去教堂，坚持用自己的语言或教堂的祈祷词祈祷的人更少一些。 在评价西方价值和俄罗斯传统价值的时候，只有15％的公民宣称，俄罗斯应当完全或者部分地参照西方价值。超过50％的公民坚信必须以俄罗斯的传统价值为准。 8％的公民自称是积极的共产主义者，还有15％左右的人宣布他们不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它是社会的主要价值之一。40％以上的俄罗斯公民坚持认为苏联的所有主要成就和苏维埃价值是举足轻重的，并且为其中许多价值的丧失而深感惋惜。
俄罗斯公民重视俄罗斯和苏联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和历史人物，但评价却大相径庭。无论是对个别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