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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全中国人民都争先恐后地向毛主席表忠心。大家举着小红本，高喊“毛主席万岁！”，很少有人敢质疑伟大领袖制定的政策。
50年代初，一个叫马寅初的人质疑中国的人口政策，立刻被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60年代，年轻的遇罗克发表了一篇题为《出身论》的文章，反驳那副享誉中国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为此，遇罗克被有关部门指控为现行反革命，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死的时候，年仅27岁。
这个连县城都没去过的乡下少年，胆子实在太大了，竟然敢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指出“高中推荐制度”的种种不足。
不久，姚立法的爸爸妈妈终于知道了这件事。忠厚老实的夫妻俩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连忙阻止儿子疯狂的举动。这对农民夫妇收缴儿子身上的每一分钱，把家里仅有的几元钱全部锁起来、藏起来。拿不到钱了，姚立法就买不成信封和邮票，信自然也寄不出去了。无奈的少年，反抗无效，只好回家种地。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再一次让这个少年倍受刺激，并且再一次过早的体会到来自社会的不公。
8月的一天，天气很热，气温高达40度，社员们大都收工回家歇着了。
生产队的队长为了抢种一季农作物，驱赶一头水牛热汗淋漓的耕了一上午地。中午时分，又把牛拴在被太阳暴晒、没有任何遮挡的河堤上。下午，社员们发现，水牛死了，热死了。
这头水牛虽然是公家财产，但归姚家喂养。姚家不仅要负责牛的温饱，还得负责牛的死活。
小队长指责姚家早晨没有喂饱牛，牛饿死了。姚家坚决不认账，因为这不是事实。
这时候，村里最大的官大队书记出面了。他让几个社员把姚立法的父亲强行关在一个小屋子里，说，如果姚家不赔偿公家的牛，就报告县公安局治他的罪，因为姚家这个中农家庭，故意损坏公家的财产。
当年，一头水牛价值三、四百元人民币。那个年代，全中国的农民都没什么额外的收入，即使卖一只鸡或卖个把鸡蛋，也会被人揪出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和所有的农民一样，姚家依靠给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换点有限的零花钱用。
潜江一个壮劳力一天挣一个工分，一个工分值三毛钱。除去没有农活干的日子，一个劳力辛辛苦苦挣一年的工分也挣不到100元钱。300元钱，对于姚家而言，是一个天文数字。姚立法的父母挣了好几年的工分，省吃俭用，才把这笔钱还上。
本已经很清贫的姚家被彻底拖垮了。
姚立法几乎每天都能听见父亲唉声叹气，而母亲则常常以泪洗面。
这件事情发生后，姚立法曾经瞒着父母，向大队书记抗议过。但是小小少年的愤怒，在年过半百的大队书记眼里，就像是一条有眼不识泰山的小狗，“汪汪汪……”地叫了几声，是个小笑话。
后来，姐姐把姚立法从龙湾乡下接到自己县城的家里来。于是，愤愤不平的少年每天替姐姐烧火买菜带孩子。
“因为有不满，所以我一定要说出来。我是直筒子脾气，从小就这样。”姚立法接受采访时说。
“你当时不害怕吗？”我问。
“初生牛犊不怕虎嘛。”
《南风窗》杂志说到他的这段经历时写道，“这事已足见他遇到挫折不肯轻易低头、好争是非公正的耿直性情。”
其实，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不公平、不高兴的事儿。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姚立法那样，如此强烈的表达自己的不满。
这个有着“叛逆天性”的少年，以后的人生之路会怎样？少年时代的经历对于他的未来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他又是怎样一步步走上人大代表自荐竞选这条路的？
一份“民主作业”
姚立法经历人生中第一次人大代表选举，是在1978年。
1978年，中国发生了三件意义深远的大事，这些大事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这一年，安徽小岗村几十个不懂政治，只懂饥饿的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商议如何把公家的土地和农具大包干到各家各户。几年后，曾经“偷偷摸摸”的“大包干”政策，发展成为中国农村的基本土地政策“土地承包制”。这个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这一年，《光明日报》刊发了历史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此后，经过艰难的博弈，中国迎来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春天。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这一年，20岁的姚立法身上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替姐姐烧饭带孩子的乡下青年“鲤鱼跳龙门”成功，他考上了潜江师范学校。对他而言，学校的一切都是新奇的。
最为新奇的是，这一年的冬天，他第一次听说，凡是满18周岁的中国人都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老师通知他去参加区人大代表的选举。
潜江的冬天，霜花遍地，阴冷无比。姚立法和同学们穿着大棉服，集体到学校的大操场排队领选举票。同学们伸出长着冻疮的手，从老师的手里接过选票，仔细地听着老师的交代“填某某的名字”。
从老师嘴里说出来的名字，大家觉得很陌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模样，是男是女？是胖是瘦？把这个人选举出来以后，是干什么的？他和同学们究竟有什么关系？大家一概不知道。
不过，老师肯定是正确的，所以，大家都很认真的一笔一划的填写老师指定的那个名字。投完票后，没有等选举结果，姚立法和同学们就陆陆续续的回教室了。
“我当时的感觉，这一项活动还没有参加学校一个文艺演出、一项体育比赛那么重要。”姚立法回忆。
“有没有一些神圣的感觉？”
“没有。选完，我们就忘了自己填的是个什么名字了。”姚立法说。
“那么，对你而言，这次选举意味着什么？”
“不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一份作业。”姚立法说。
“选举完了以后，同学们有没有议论一下？毕竟是一件新鲜事儿。”我有些不甘心的问。13
我总以为，这个二十多年后，因为“人大代表”四个字而著名的姚立法，在经历人生第一次人大代表选举的时候，不应该和同学们一样：懵懂、茫然。
“好像没有。就像做广播体操一样，做完就作完了。”
1978年的这次选举，是1979年《选举法》正式颁布实施之前的一次试点选举。当时，在全国选取了66个地方进行试点选举，潜江就是湖北省的一个试点。
年轻的姚立法和同学们不知道，他们不经意的一次选举行为，意义非凡，他们是在和祖国一起“学习民主”。因为这是十年浩劫践踏《宪法》、摧毁选举制度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选举人大代表；是中国的老百姓在生不如死的政治灾难之后，重新恢复自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一身份的重要象征。
潜江师范毕业后，姚立法被分配到当地部队的农场学校教书，1982年，响应援藏的号召，到西藏格尔木一中教书。1983年底回到湖北后，他被调入潜江县教育局上班，每个月的工资是47元。
其间，姚立法娶妻生子，妻子在城关小学工作。一家三口人就住在城关小学低矮潮湿有霉味的平房里，这种房子夏天蚊蝇恣肆，冬天的时候屋里比屋外还冷。由于窗户太小，如果在屋里生炉子取暖，满屋子的烟，熏得人直流眼泪。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
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在清贫的生活里打滚挣扎的男人，将来的某一天，能做出震惊中国的事情来。
如释重负的落选者
1984年，姚立法26岁。他开始主动地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而这种积极主动的态度和一条爆炸性新闻有直接的关系。1983年，潜江县教育局里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姓周的教员，竟然被提拔为副县长。这条新闻，一夜之间传遍了潜江县整个教育系统。
这个幸运儿既没有“过得硬”的后台，也不算是教育局的先进分子和活跃分子。他无非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他是无党派人士；第二，他的年龄在30岁至40岁之间；第三，他是大专以上的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