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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国际敌对势力，那些远比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成本要低得多，回报率也高得多的战略选择，那些可能陷我于危机之中，趁我首尾难顾时直接攫取利益，延缓我经济发展进程情形的出现。
王湘穗：我们现在的国家安全体制的着眼点，基本还是在维护实物经济正常运行，对如何保卫虚拟经济运行的问题考虑得太少，有也是防止网络犯罪、小的金融投机，这能对付索罗斯吗？《庄子》说，常人防小偷，把箱子锁得很牢，遇上大盗，连箱子一起提溜了。如果不研究这个问题，中国有一天也会像马来西亚一样，被国际游资把20年经济成果毁于一旦。更值得警惕的是，制造和利用危机，正在成为国际上流行的敌对势力间互相破坏他国稳定的重要手段。一次恶性危机的发生，对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其破坏程度完全可能超出一场局部战争。我们为什么老讲“超限战”，就是为了避免人们光注意传统军事威胁，而忽略了正在日益迫近或始终徘徊于侧的各种危机。
乔良：现在不论国内外，对危机和危机管理的研究，低则过低，高则过高，至今无人认识到应把危机和危机控制既放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去考量，又落到技术层面的实处去寻找解决办法。这一理论空白，为危机问题的研究者们留下了大有作为的空间，但难度甚大。为更好地应对和控制危机，中国应当积极探索，构建自己的危机控制体系，包括：建立国家危机控制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建立综合性危机管理机构；建立危机信息收集网络和分析中心；制定应对危机的政策，设计危机处置程序并获得立法授权，如制订危机时期媒体管制办法等；制定各类危机处置预案，建立反馈性预案的快速生成系统；加强对公安、武警等的处理危机培训；研发处理危机需要的特种技术和装备；建立全国性的危机控制指挥自动化系统；建立分类管理与区域化管理条块结合的危机管理体制；建立国际间危机协调机构。对全球性的危机，要有像WTO一样的全球性危机防范和处理机制，需要各国政府以及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间的协调行动。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面对全球危机潮，去单边实现国家的安全。在付出许多代价之后，我们应加紧对控制危机作出制度性安排，加紧建立中国综合的危机应对体制，这是中国在国家安全战略层面上控制危机的基础条件。
王湘穗：现在很多人都讲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当然也很必要，但更重要的是有一群够水准、能独立又站在国家立场上思考的外脑。政府的研究机构，一般都按照统一口径说话，也就是个写作班子。信陵君门客三千，大多是鸡鸣狗盗之徒。国外用基金会的方式养外脑挺好，它经济独立，不依附机关，就有独立的立场。像王建的模式就很好，总有独立见解，能推出各种分析报告，去影响决策。
李晓宁：斯宾格勒在乡村也能思考问题。
乔良：一个小县城里，默默无闻的小学者，由于种种条件制约特别是信息的闭塞，很难想像他能拿出震惊世界的理论来，现在已经不是斯宾格勒时期，光靠天分和冥想是远远不够的。
王湘穗：我们还是看看美国，有多少基金会，多少人在研究，看似在搞屠龙之术，其实这是大国之道。基辛格、约瑟夫·奈、莱斯都是学者直接进安全委员会了，他们有真知灼见，也有独立人格，就能起作用。
王建：没有危机的时候，照方抓药就行了。
乔良：这也属于中国刚开始学做大国的一部分。
王湘穗：有些国家，如瑞典，马上就开始立法，既然是法定传染病，带菌者和医护人员、国家公务人员都负有法律责任，如果由于你的疏忽，传染给别人就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新加坡也开始立法。人家面对危机的时候，首先从法律层面入手，因为它们有法制传统，中国没有到这个层次，我们应该三步并做两步走，把这个程序走好。要当一个大国，要经过许多考试，如何面对危机，控制危机，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试。看危机要从战略层次考虑，但也要有策略化管理。伊拉克战争前，一个月200亿欧洲资产到香港来，最近这段时间就没了，为什么？SARS。SARS可以打击金融，可以改变资金走向，也可以打击经济。既然如此，对这类手段我们要心存警惕。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乔良：有可能成为非军事战争手段。
王湘穗：我们控制危机，不但要有战略，也要有危机策略，包括防止别人用制造危机来危及我们安全和发展的策略。
…
适应危机化生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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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良：我参加过好多次讨论会，学者们急于给国家当幕僚，老呼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不过是想为自己弄一个窝，根本不考虑自己是否够格成为一个国家的外脑。我这样说绝不是贬低外脑和智库的作用。世界上也有不少国家领导人利用外脑引导国家走向成功的例子，像韩国朴正熙不管历史上人们如何评价他，包括他作为独裁者怎么统治韩国，这个不去管他。
韩国的经济起飞，朴正熙功不可没，他根据什么推动了韩国的经济奇迹，据说一共不过200个外脑，把一个国家可能的方方面面的精英一网打尽，让这200个人为韩国的腾飞设计蓝图，结果朴正熙成功了。假如没有这200个人，我们也许根本看不到韩国今天的奇迹。对于韩国的这种做法，我认为中国作为学习中的大国，是必须走出的一步。我们现在还是很虚心地在学习每一步，但是这一步，作为一个大国，如果成为三极世界，已经是时不我待了，这几步必须尽快走完。
王湘穗：就像晓宁讲的，自我放逐，不依附人，以求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研究和独立见解，但保留有一些信息渠道。
李晓宁：我想做一个大的研究院就是这样的想法。汇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海量数据库，有超强的处理与评估能力，实行现代总参谋部式的管理。这样做就可以为国家和企业决策提供强大支持。
王湘穗：朴正熙就200个专家，我们2万个专家都可以随便找。
但如果“口将言则嗫嚅，足将进则踌躇”，就无法发挥作用。中国在机制上需要有一个外脑机制。
李晓宁：我20多岁时想过两个东西。一个叫“张骞”战略计划，一个叫“郑和”战略计划。在两个战略计划中，“郑和”计划更重要。“张骞”计划是辅助的。郑和战略是对日本、韩国、东南亚的策略。当时模模糊糊的感觉，认为中国如果要发展，一定要解决好这个地区的问题，调整好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张骞”计划就是西出中亚的策略，一方面解决支撑点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与石油国家的关系。如何铺设输油管线和防止大国控制的问题。在一个时期内，不要与强国发生正面对抗。那时虽然看得不细致，但方向没问题。
乔良：我们谈了几天新战国，但谁跟谁战；好像并没有完全讲透。这次伊拉克战争，法德俄向美国叫板，也只能说是新战国开幕之际的小试锋芒。大幕一旦完全拉开，情况会是什么样？
现在还难有定论甚至定见。不过，这一仗打下来，倒让我非常佩服刘亚洲的一个判断，在前两年小布什上任后，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大多数专家都判断美国的战略重点会东移，只有刘亚洲坚持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还在欧洲，而伊拉克这一仗，实实在在地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的战略重点确实还在欧洲。要维持货币霸权，就得先打挑战者，眼下对美国来说，这个挑战者仍在欧洲，就是欧元，就是欧盟。美国把亚洲视为真正挑战者那一天，恐怕要等到东亚元的出现了，那时它会掉过头来敲打亚洲，但现在不会。现在它腾不出手来，也无此必要。虽然美国军方一直想同时打赢两场战争，但我估计美国的政治家们是不会愿意去打两场经济战争的。这就是中国的机会。也就是我们现在流行的说法：战略机遇期。中国现在应该为了那迟早要到来的一天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因为你的经济张势是早晚要有出头顶破天那一刻的，那时你不可能躲过货币霸权加军事霸权的敲打。这一天说真的也不会太远了。当虚拟经济的泡沫完全破灭后，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或者说实物经济大国，就会开始显现它的力量，而任何国家包括美国都不能光靠虚拟经济、军工产业和其他高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