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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和平发展环境，始终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力量的平衡可以建立新的稳定，出现新的和平时代，但平衡永远是相对的、暂时的，因为世界每天都在变化，所以当出现了大的不平衡，原有的和平体系就会被打破，出现战乱。
乔良：所谓和平和理想都是梦想。有人做过统计，人类有史以来，甚至可以说有记忆以来，完全不打仗的日子，加起来一共300多天，3000多年里，一共有一年时间没打仗。
王建：春秋战国几百年时间，持续不断的战争，特别是战国时代，年年不断的战争，年年打仗。春秋战国儒教不占主导地位，是兵家和法家的天下，直到秦统一，大一统的王朝建立了，因为要稳定，各个朝代的皇帝都要稳定，就把儒教捧上来了。
乔良：儒教受到尊奉已经到了汉武帝时期。
王建：那时候是兵家、法家占上风，那时候人们也不要战争。但是没办法，逻辑就是让你往这儿走。
乔良：比起一切理想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
王湘穗：战争是体现强制力的过程，战争有权改变一切，包括所谓的规则。我们经常讲，在可预见的范围内，战争不可能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但血腥的军事性战争能不能找到替代品？这种可能是有的，比如金融战、贸易战等等，这些不是形容词意义上的战争，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就是说这些“战”也是利益不可调和的产物，也是用强力去解决问题。但是，它却不那么血腥，因为最血腥的战争是军事战争，军事战争是有组织的杀戮，其他手段没办法超过它。有人理解力不行，以为《超限战》要破“限”，就是用更残酷、更血腥的手段。问题是你不想想，还有比军事性战争更恐怖的手段吗？核武器都扔出来了，一炸就杀死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甚至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人杀死几十次，还有什么东西能超过它？所以我们分析，战争在走过原子武器为代表的“超杀”阶段后，正在进入精确武器主导的“精杀”阶段，已经有了“慈化”的迹象，在这个意义上说，“超越军事领域的战争”只能是“慈化的战争”。索罗斯发动的金融战争血腥不血腥？也有它血腥的地方。但是和二次大战比较，就不那么血腥了，甚至比科索沃战争也好得多，尽管同样都造成了南斯拉夫和马来西亚两个国家的经济倒退20年，但马来西亚死人要少得多。索罗斯达到战争所需要的一切目标，但是他的手不那么血腥。
王建：只要是战争，不管什么形式，就是寻求我的利益而消灭你的利益这么一个过程。你说战争有了“慈化”迹象，那只是在客观上，说主观上想让战争慈化，我就不同意。还有说其他“超限”的战争方式比传统战争方式更慈化，我看也难说，比如索罗斯搞的亚洲金融风暴，让整个亚洲损失2000亿美元，比二次大战造成的财富损失还要大，亚洲金融风暴后破坏了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使许多人失去工作、失去收入，使许多人营养不良，由于家庭矛盾，社会危机，最后上吊、自杀或者生病，这个比直接杀死人更道德些吗？或者说索罗斯用金融战手段掠夺别人财富甚至生命，就比用战争受到掠夺别人财富和生命更“慈化”吗？
乔良：其实即便不从道德因素去考虑，战争也是有可能找到它的替代品，不一定所有的情况下，都非要用暴力战争解决问题不可。
王湘穗：谁能说亚洲金融风暴比二次世界大战更血腥？
王建：它不见得血腥，但夺走那么多人的财富，敲掉那么多人的饭碗。
乔良：不那么血腥，但同样残酷。
王建：索罗斯这场战争，还是一些人个体的利益，企业的利益，还不是国家、民族的利益，如果上升到民族、国家利益冲突的时候，造成的破坏会更大，你说不血腥，我看很难做得到。
王湘穗：我们的前提是战争在可预见的时间段内不可能消失。
乔良：其根源是利益的争夺不可能没有。
王湘穗：给军事性战争找它的替代品，是人类一种发明，找到不那么血腥的争夺方式。亚洲金融风暴2000亿美元的损失比二次大战几千万人口的死亡，谁更像是一场浩劫？
王建：那是7000万人口的死亡。
乔良：这次如果说也有人员伤亡的话，就是个别破产者的跳楼。
王湘穗：2000亿财富的消失和7000万人口的死亡，对人类来说大不一样。
王建：这是不同性质。
王湘穗：人类社会恐怕无法杜绝利益争夺，至少到现在也没办法避免战争，能够把战争从军事暴力的血泊中拉出来，用超越军事的方式进行利益争夺，减少点血腥，已经是幸莫大焉了。
…
是文明冲突，还是利益冲突？
…
为什么会产生冲突？不是文明不同，而是利益不同。基督教文明也好，儒教文明也好，伊斯兰教文明也好，利益一致就会联盟，利益不一致就打仗，对文明内部和文明外部都是如此。
各种文明强调的价值是很不同的，由不同的价值产生的文明组织形态也不一样。如果双方过分强调自己的价值观，可能就会发生冲突。
王湘穗：亨廷顿认为文明冲突是世界各种力量对抗的原因，我们则认为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争夺货币霸权，但是这并不意味可以忽略文明冲突，当你忽略了文明因素的时候，它就会显现，比如美国人现在伊拉克就碰到了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矛盾，这可比推翻萨达姆组织一亲美政府困难得多。
李晓宁：伊拉克之后，美国想组织一个亲美政府。找到一个亲美的总统很容易，但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办事员都找亲美的人来任命，那就不容易了。在伊拉克，上哪儿找那么多亲美的人呢？最终还得让那些大胡子在那儿管事。
王建：不能以次要矛盾替代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不是被所谓文明冲突决定的，美欧板块都是一个文明，怎么会被分成两块，我不同意文明冲突论就在这个地方。马克思早就讲过，人们必须解决吃穿住行问题，才能从事文化、艺术、宗教和政治，从历史上看，哪儿有什么文明一致就不发生冲突？还是利益决定论，文明不同只存在差别，不会构成冲突，世界的主要宗教都是劝人向善。
李晓宁：文明的核心在政治和管理层面表现为法制的问题，而法制又是文明价值观的综合体现。美国想让伊斯兰世界接受它的民主文明，实际是让另外一种文明接受它的价值观。这是很难的事。美欧的文明渊源是一样的，但美欧之间也有很多价值差异。我说的不仅仅是这次欧美出现裂痕的事。从法律上看就不一样，欧洲是大陆法系，美英是海洋法系。这不简单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法律体系问题。它体现了欧美价值观的不同。
现在的欧洲人讲福利国家、福利经济不是灵机一动的结果，而是通过很多次激烈的冲突之后的选择。而美国崇尚的自由主义，是在一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下发展出来的。从表面上看市场观念是一样的，民选政府制度也是一样的，但价值观就很不同了。美国讲竞争，胜者王侯败者贼。而现在的欧洲则不是这样了，它们知道了自己发财也得兼顾别人。欧洲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欧洲原来不也是很多自由主义么？原因是欧洲在工业革命后的实践中为了解决贫富问题打了很多仗，发生了多次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它们吃了大亏，终于明白了。当自己富裕之后，一定要兼顾穷人，否则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中日之间也有非常费劲的事情要解决，就是战争遗留的民族心理问题，也就是心理创伤。虽然从战略意义上讲中日交好有巨大好处，可历史创伤在一两代人中间很难抚平。另外，制度不同为结合也带来麻烦。日本森综合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制度问题。虽说早年我们法律体系从日本学来，日本又是师承德国的法律，都是大陆法系。可我们后来学了苏联，接受了社会主义法系的原则，与日本就有了很大差别。如果搞亚元之类的事，要协调两国经济制度，最困难的部分在这儿。亨廷顿把历史上产生的法制政治文明弱化了，把古代产生的民族文明强化了。
王湘穗：以前总讲人要吃饱肚子再搞精神文明建设，所谓“仓廪实而知礼义”，实际上这是误解。人类的生产从一开始就不是自然生产，它是经过某种教化的人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