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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10年的磨难和挫折。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悲剧。他追求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自以为是开辟一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实际上却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中。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了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重用过林彪等人，也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重用过江青等人，也对他们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他晚年身患重病，但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一直维持统一，社会主义的根基仍然保存，社会主义的建设不仅进行，而且取得了一些进步，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都与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和个人魅力密不可分。
“文化大革命”是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时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同时也充分暴露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也反映了我们党在探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方面道路的艰辛。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不该发生的历史悲剧，但也从另一方面证明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连。古今中外有哪一个政党敢发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全国80《Times New Roman》以上的领导干部被“火烧”、被批斗。但是他们没有怨言，没有反抗，他们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维护党的统一。换了中国的其他任何时代，都会天下大乱，不知会有多少人举兵造反，不知要出现多少割据的诸侯。可是我们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包括许多曾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将，对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没有任何怨恨，开完批斗会，洗把脸又继续工作——他们在一种特殊的条件下表明自己永远是人民的公仆。而广大人民群众也没有忘记那些曾与他们生死与共、同甘共苦的共产党人。首都卫生系统造反派跑到山西武乡县八路军总部旧址，要召开所谓批判朱德、钱信忠大会，没等召集，就有数千人在当年老民兵、老抗属的带领下，手举扁担、锄头愤然高呼：“朱总司令和我们一个锅吃饭，怎能被打倒？钱部长好得很嘛，当年我们这儿大人小孩有病都是钱部长看的。”造反派见状，吓得抱头鼠窜。
当时，上海某高校有一个党委书记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徐向前的部下，解放后在上海这个“花花世界”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他的夫人，抗日时期曾是妇救会长，没文化，又是小脚，并大他7岁，解放初期在进城干部中兴起“换老婆”之风时，他却把自己的发妻“小脚太太”从革命老区带到上海，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对这样一位老干部，学校师生中的两派，一派要打倒，一派要保，要打倒的一派每天对他批斗，另一派就把他找地方藏起来不让对方批斗。这位老干部千方百计做解释工作，不加深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坚持每天主动站出来接受批判。在党的利益、群众利益面前，我们党的大部分领导干部是放弃个人利益的。所以，很多受冤屈的老同志在群众面前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就是在那个非常时期也是被传为美谈的。
在“四人帮”倒行逆施已引起群情激愤的1976年，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不负众望，义无反顾地拨乱反正、为亿万人民唤回了第二个春天。毛泽东曾评价叶帅“吕端大事不糊涂”。其实何止叶剑英，我们党许许多多领导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从来都是有鲜明的原则立场和浩然正气的。
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就有一批共产党员不畏权势，敢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与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殊死的斗争。中央委员陈少敏，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表决“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时，没有选择趋炎附势，而是拒绝举手，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辽宁有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是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名叫张志新，面对林彪一伙搞个人崇拜，宣扬“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等荒唐无稽的谬论时，勇敢地挺身驳斥说：任何理论都是在不断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革命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达到顶峰，如果达到顶峰，那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她还说：任何人说话，一句就是一句，什么叫“一句顶一万句呢？”为此，她被投进大牢，这个表面柔弱的女子，却坚强不屈，拒不低头，最后，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四人帮”及其爪牙害怕她高呼口号，竟残忍地割断了她的喉管。张志新虽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但她却与赵一曼、刘胡兰等革命女英雄一样，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非常时期，广大共产党员也没有丧失对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忠诚，这一时期我国的航天工业得到很好的奠基和发展，为之后的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成为“太空俱乐部”成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的石油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几个大油田相继开发使我国甩掉了贫油的帽子；我国机械工业、电力工业也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面对各种困难和压力，始终无怨无悔地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广大人民群众、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今，仍在河南郑州高耸的二七塔，始建于是1971年7月1日，3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巍然屹立，连上端的玻璃五星都完整无缺，这项工程仅用100天时间，主持这项工程的是一位名叫王辉的共产党员、军人。他毕业于莫斯科古比雪夫工程学院，参加过抗美援朝。在1967年的“文革”动乱期间，曾任郑州市革委会主任，警备区副司令员。在当时局势复杂、资金和材料都奇缺的条件下，仅用100天就建成能禁得起时间考验的这一“中原名塔”，证明了主持者和建设者对国家的忠诚，对人民的负责和对先烈们的崇敬。现在已80多岁高龄的王辉老人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回答“二七塔的质量问题”时，自豪地说，200年没问题！多么自信，一个掌权的共产党人就应该禁得起时间考验，上不负党、下不负人民。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毛泽东已经发现并开始弥补自己的错误，他开始限制“四人帮”的权力，并力主邓小平等许多老同志重返领导岗位。但是，由于积重难返，局势的发展以及他本人的健康状况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未能从误入的歧途中摆脱出来。现在掀开历史，回头分析“文化大革命”，可以得出这样的教训：反腐败不能搞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群众运动，只能通过法律和制度建设来解决问题。
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课题，由毛泽东开创，但最终未能完成。这一课题历史地落在了邓小平身上，是邓小平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完成的事做起来，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改正过来。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以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精心设计和大胆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课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一飞跃的结晶。
毛泽东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真理。邓小平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这也是真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成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邓小平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中国避免了苏联及东欧的厄运，开辟了一条能够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