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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后的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也存在严重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表现最突出的是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中共中央曾多次有过指示要求纠正，但是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毛泽东说：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五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的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1953年内，在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ZW（〗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135—136页。〖ZW）〗
1953年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第一届政协第四次会议上作闭幕讲话，他在闭幕词中再一次强调指出，党内一些同志缺乏民主，官僚主义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日益增多，“即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严重的问题。”〖ZW（〗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新闻。〖ZW）〗
在这次的政协会议上，毛泽东还多次提到共产党内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并诚恳地请求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和批评。同时十分严厉地批评了党内的官僚主义者，用他的话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因此要不断打扫灰尘，使房间保持清洁和卫生。
从1952年至1953年夏，是朝鲜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对中国来说，朝鲜战争使国家和人民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毛泽东在1952年夏天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ZW（〗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ZW）〗这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无疑不堪重负。所以中共中央、毛泽东一再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务必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然而，在“新三反”运动中还是发现存在大量的非生产性和生产性浪费，同时发现贪污现象有所反弹。中央认为贪污现象反弹到1954年已相当严重，据1954年11月2日中央转发的国务院监察部党组《关于“三反”后所发生的贪污情况的报告》中说：“三反”运动以后，贪污罪行已大大减少了，但近一年来贪污现象又在不断发生。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肯定地指出：贪污现象不断发生并有逐渐发展趋势，应该引起各地方各部门负责同志的警惕。1954年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从严惩治贪污罪犯》，号召采取必要的步骤和措施来防止和克服贪污和盗窃的现象，开始提出从制度上预防腐败产生的问题。1954年11月2日，党中央批转了国务院监察部党组《关于“三反”后所发生的贪污情况的报告》，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警惕不断发生、逐渐蔓延的贪污现象，要提高工作人员的思想觉悟，还难能可贵地提出建立正规的人事制度，建立和健全财务制度堵塞贪污发生的漏洞。这说明，此时党中央已经注意到以制度创新和建立完善制度来控制腐败，堵塞造成腐败的漏洞，不仅做到“亡羊补牢”，更要“未雨绸缪”。此举也为当前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源头治理和控制腐败方略积累了经验。
关于如何减少非生产性和生产性浪费的问题，党中央、毛泽东也开始从制度上进行遏制。1954年6月1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根据党中央指示，在中央机关、党派、团体负责人员等参加的报告会上，号召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而奋斗，并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大力降低各类建筑工程的设计标准和造价，降低办公室的设备和办公开支。全国各级机关、企业、学校一律停止购买沙发、地毯，一律用会议桌，不摆沙发。开会时，一律不招待水果、纸烟、点心。除招待外宾外，一律不举办宴会、不会餐。1954年开展的厉行节约运动，对与浪费现象往往紧密相连的官僚主义、贪污受贿、假公济私、贪图个人享受等腐败现象，也是一次有力的打击。
第三节 “高、饶事件是一场八级地震”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全党全国人民3年的努力奋斗，基本上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到1952年底，
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讨论和同意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9月，党中央正式公布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总路线而努力奋斗。总路线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1953年，党在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至1957年）。195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执行，“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地位”。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新中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当全党全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旗，热火朝天地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时，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他们破坏党的团结，结成反党联盟，企图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建国初期，党中央为了便于集中领导，曾将全国划分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五大区（也称五大局）。高岗原是东北局党政最高负责人，饶漱石在华东局和上海担任党政要职，他们在做“封疆大吏”期间，曾搞个人专断独行，向中央闹独立。中央为挽救他们，曾于1952年底和1953年初先后将他们从东北、华东的岗位上调到中央工作，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但他们表面上接受组织的调动，内心却非常不满。
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即1946年至1949年期间，高岗作为东北地区的领导人已开始向中央闹独立。因为东北紧扼通往苏联的中国铁路，东北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在中国占有最重要的位置，东北又是中国最大的粮仓之一。早在抗日战争一结束，共产党和蒋介石为争夺东北的斗争就开始炽热起来，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东北对中国革命实在太重要了！东北对中国共产党实在太重要了！高岗深知东北的重要，深知自己作为东北的“封疆大吏”的举足轻重，于是高岗高估了自己，他后来宣称：“我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而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则是井冈山上的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据此，可以说，高岗把自己看成可以取代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高岗虽然没有公开攻击毛泽东，但却千方百计想攫取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职位。据赫鲁晓夫在其《最后的遗言》一书中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