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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还有审计部？”
1996年12月，由国家科委主办、四川省科委和托普集团联合承办的“西部地区软件产业发展研讨会”在成都举行。本来这是一个各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和地方软件企业共同探求未来软件产业发展可选择路径的会议，结果几乎成了一场“托普秀”——四川省、成都市政府官员在发言时不但屡次提及托普在四川的排头兵地位，而且还盛情邀请与会专家到托普科学城参观；宋如华也是出足了风头，不管是大会还是小会，有会必发言，他还提出了“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软件技术产业化模式，即“以政府的政策支持为后盾，以产业化（企业）为龙头，发挥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技术开发实力，结合用户需求共同开发软件产品”。
有实力，有激情，有想法——这是托普留给参加研讨会人员的总体印象。
3个月后，宋如华的努力“付出”得到了回报。经过选址，托普集团在郫县红光镇科技工业园先期征地100亩，用于西部软件园的开发建设。不久，在考察成都市高新技术企业时，时主管高科技产业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徐冠华也视察了西部软件园园址。在一片开满黄灿灿油菜花的农田旁，宋如华不时向徐冠华等官员介绍托普做大软件产业的决心和托普人的理想。
为了能一举拿下国字号软件园的牌子，宋如华煞费苦心。他深知一个民营企业如果能拿下一个国字号牌子，就等于是拿到了“尚方宝剑”——至少托普的颓势可马上得到扭转，托普多了一个“护身符”，以后的生死也不会那么随便，因为事关地方经济和产业形象。
1997年4月，在国家科委火炬办的整体安排下，由中科院软件工程中心副主任钟锡昌教授、中国软件登记中心主任李维高级工程师、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刘乃琦教授等人组成的专家组，到托普集团进行了实地考察并评审软件产业基地。
很显然，一个月前动土的软件园目前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阶段，专家组要评审的基地还只是在建工程。考察过程中，一个托普集团随行人员的话给专家们留下深刻印象，“你是什么部门的？”该员工回答：“审计部。”专家们一下子来了兴趣，“民营企业还有审计部？！”待该员工介绍了部门职责后，托普已经从专家们那里赢得了不少的印象分，宋如华向专家们提供的《托普典章》等文件材料，更强化了托普“管理规范、前景远大”的形象。
5月23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首批4家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授牌仪式在那里举行——“西部软件园”赫然名列其中。从企业险些“破产”到依靠贷款艰难闯过“鬼门关”再到现在“一不小心”傍上国字号的牌子，宋如华只用了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建软件园，要钱；建了软件园，还是要钱。也正是从那时起，宋如华提出了以品牌经营为主，明确“变加法为乘法、乘方”的经营思路——及时调整托普经营思路的背后，宋如华开始积极准备进入资本市场。当年，在和一位朋友谈天时，宋如华面带神秘地告诉朋友：“我现在已找到一条捷径可把托普资产成倍放大！”朋友细问究竟，宋如华说出四个字：“资本运作！”
《托普检讨》 玩的是“苦肉计”
●托普出川：玩的是“苦肉计”
1997年9月15日到12月18日，一场规模巨大、破坏力空前的金融危机风暴席卷世界。在西部软件园的园区内，宋如华“高筑墙，广积粮”，他一抛东软的“小家子气”，开凿出了“世界湖”、“中国湖”与“四川湖”，寓示托普立足四川、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西部软件园是宋如华玩“资本空手道”的第一个工具。从1999年起，宋在各地大搞软件园圈地、圈钱，其中的经验大多来源于此。幸福来得如此突然，犹如一剂“迷魂药”也将他推向了“市场投机”的深渊，将他原本为人师表时积习的一点诚信和书生意气荡涤一空。
“学习东软好榜样”，1998年，托普殊途同归，通过重组“川长征”也同样实现了上市。做生意需要有撑门面的东西，宋如华曾经有过一段切肤之痛。他把这段痛苦的经历叫做“善意的欺骗”，“这种欺骗既不损人，又能利己”。自从有了“西部软件园”，宋如华再也不用为没有“门面”而烦恼了。他说，“软件公司很像皮包公司，除了人没有别的东西，如果你只是半层楼几间屋，你搞软件的信用度就不够，客户觉得你寒酸；你有了园区，那是实力的象征，客户会觉得自己寒酸。”1999年，上市公司托普软件发布了鞍山动工修建托普东北软件园的项目投资计划，股市立即做出反应，托普软件当年进账407万元，并获得了鞍山体育场显示屏、市教育信息化（中小学电脑）接近2个亿的工程单子。
不能不提的是，那一年的托普东北软件园仅仅还在“纸上谈兵”阶段。
1999年11月14日，宋如华参加了“中国科技部软件产业考察团”——国家科技部、科技交流中心、火炬中心、东大软件园、西部软件园、北京中关村软件园、上海浦东软件园、广州软件园等单位代表共13人——先后访问了孟买、德里、班加罗尔等城市。11月27日，宋如华在托普集团内部作了关于印度之行的演讲。
“印度很真实，富和穷都一目了然。”1991年，印度成立了软件技术园，现在印度有12个软件园，为什么印度软件产业搞得好，宋如华认为主要原因是印度政府采取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策，“土地等问题他不管，只管两个事情，一是通信，一是税收。中国软件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很多漏洞，大家都来钻空子。印度管理得就很好，你软件出口就退税，不出口就不退税，大家都平等。现在国内很多公司、地区都在搞软件并出台相应的政策，这就乱了。印度政府只按照市场来判断，政府确实能够推动的才进入，不然就不进入。”
印度之行给了宋如华许多启示，“中国的软件还是软件技术，而印度的软件产业是真正的规模化的工业”、“在印度公司会谈时，他们谈论最多的是客户”、“我们今后的重点是研究用户，我们现在研究用户的人太少太少了”、“印度的软件出口很发达，市场出口要落实。我们要了解软件出口是如何建立的。明年我们国内要设立100个销售点，10个国外销售点。有关部门要在《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做广告。我们可以招聘一些有绿卡的人、经常出国的人作国外业务”、“印度的高司都在谈质量，质量不行就什么都不行。明年我们要成立质量委员会，李智总裁亲自抓，要一竿子插到底”……
对于托普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宋如华表示，要实现工作的标准化、职业化，这样才能提高托普软件的质量，才能真正创造托普的品牌，托普才真正能创造西部的“神话”。
2000年5月，托普软件以2891元高价增发3380万股A股，共募集资金954亿元。宋如华及托普其他高层一下子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资本眩晕之中。然而正当托普如日中天之时，一盆冷水又冲得宋如华起鸡皮疙瘩，6月，董事局副主席洪涛被抓。
“中国需要法律，中国需要民主，这些投机钻营的家伙玷污了我们神圣的法律和民主！”洪涛之所以被抓，宋如华认为“他们”有3个居心叵测的目的没有实现，“他们居然强制地要求我们交多少多少税，国家有税法，我应该交多少就交多少，1分也不会少。他们居然要求我们把募集到的资金绝大部分用在自贡，这笔钱是广大股东的，投在哪里，有公司法和证券法，应该由全体股东来确定投资方向和投资地点。我们召开了股东大会来变更公司名称，他们居然说政府不同意，不能变更！”很显然，“他们”所指的是“川长征”所在地——自贡的市委、市政府方面。托普软件增发成功后，宋如华悉心体会着难言的痛苦，“我们为他们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而他们仍然要整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对于这一个“怎么办”，宋如华没有像印度之行演讲中一样给出答案，但他的行动已经证明了一切。软件园好比天上掉下的一个林妹妹，虽然四川已把信息产业列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号工程”，而国家级的西部软件园更是“一号工程”中的重中之重。“洪涛被抓”事件让宋如华加快做出了托普走出四川在全国建设软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