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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钦佩她的人眼中，她是慈母，贤妻，政界人物，女政治家，新闻记者，同时又是第一夫人，几位一体，而且往往同时一身数任。比起罗斯福来，她更能打破常规，更同情下层的人，在政治立场上总是更左一些。她曾在海德公园村同丘吉尔辩论：维护战后世界的和平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丘吉尔说是英美联盟，埃莉诺说是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满埃莉诺的人（以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为首）说她“爱管闲事”、“空谈改革”、“无病呻吟”。有些漫画家竭力丑化她。有些捉弄她的笑话十分无情，例如：“尽管隔一道篱笆，埃莉诺也能咬到苹果。”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抱怨说，埃莉诺老是麻烦他，“她经常来信，要我邀请一位叫什么苏西·格洛茨小姐的难民来使馆喝茶。”
一天，埃莉诺问罗斯福，她自己那么心直口快，是否成了他的包袱（这时她正仗义执言，说美国人民应有参加共产党的权利）。罗斯福笑着回答说：“太太，我们是自由国家嘛！”
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逝世的噩耗传来之时，埃莉诺正在华盛顿参加一个妇女界活跃分子的集会。
回白宫后，她听说罗斯福弥留之际露西一直在他身边。她哭了一会儿，然后像往常一样，又安静下来了。
父母、婆婆、丈夫都刺伤了她的心，于是她便来关心全人类。她继续写专栏稿，先后出版了15本书，改革了民主党的塔马尼俱乐部，并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总统任内担任美国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她年复一年被美国妇女界选为最受敬仰的妇女，而且据盖洛普专搞民意测验的。——译者报道，在全世界各地，她都是最得人心的妇女。
74岁那年，埃莉诺写道：“我们必须光复我们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利用一切知识来为全人类服务。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四年以后，她逝世了。艾德莱·史蒂文森致悼词说：“她的光辉给全世界带来了温暖。”联合国大会为她肃立默哀。她跟罗斯福一道安葬在海德公园村的园地里。罗斯福之后的三任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都参加了葬礼，低头默哀。合葬墓前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着她自己选定的碑文：“我们惟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
露西没有来。14年前，她在纽约一家医院里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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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22日，一位法国男子面对降下的法国国旗，不禁失声哭泣。
1940年春天德国发动闪电战期间，凯特·史密斯不断高歌恳请上帝保佑的那个美国跟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已经有很大变化，但较之70年代初的超级大国的美国还相去很远。在美国参战之前，虽则欧战已经促使它开始兴旺，但并有没有带来真正的繁荣。1941年罗斯福第三次就任总统后的第二天早上，《下午报》（七个月前由马歇尔·菲尔德在纽约创办的一家不登广告的报纸）在头版登了一幅衣衫褴褛的失业工人群的照片。这样的惨象，当时在美国还可以看到。当时全国失业人数近900万；在工程兴办署名下以工代赈的人近300万；黑人有30％需要救济。那已经是股票市场大崩溃之后的第11个年头了。千百万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已经完全记不得什么叫经济繁荣。他们的父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的，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则尚未降临，年轻的一代由于需要为生存而挣扎，却早已饱经锻炼，惯于忍穷吃苦了。
国家急需大量的兵员，但兵役局的军医却说应征青年约有半数体格不及格，于是罗斯福便在1941年春召开全国营养会议，想弄清楚问题所在。会议的答案是任何福利部门里做过实况调查的人都知道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十年以来的营养不良。据1940年人口普查，全国有半数以上的儿童，其家庭收入每年不到1500元。1/4的人口仍然务农，而普通农民每年只能挣1000元。1939年秋天，托莱多市的学校竟因经费不足停课两个月。纽约曼哈顿区不少身无一技之长的人，只好拿从惨遭轰炸的英国城市布里斯托尔运来的残砖断瓦给东河大道铺地基，去挣一年832元的工资。
尽管这样，当时从欧洲来的游客还是嘲笑美国的物质文明。当然，今天的欧洲青年就不会说战前的美国人太舒服了。当时虽然农村电气化不断进展，但是3/4的农家仍然用煤油灯照明。就全国来说，七个人才有一部电话机，五个人才有一辆汽车；1/4的家庭没有自来水，1/3的家庭没有卫生间。只要念完八年级，一般美国人就不上学了。参议员瓦格纳在华盛顿提出了健康保险法案，但是由于美国医师协会在国会是大肆活动的结果，提案没有通过。其时，5～15岁的儿童死于风湿性心脏病的最多。
全国人口是1。32亿。人口统计学家一致认为不会再有很大增长了。30年代中，职业妇女人数不知不觉地增长了50万，但是，已婚妇女就业的仍然只占17％。家庭主妇还是一面干家务活，一面收听电台播放推销肥皂的伤感的日间广播剧（最受欢迎的是《维克和萨德》）和推销商品的新歌曲节目。一支名叫《奇基他香蕉》的小调，每星期竟播唱2700次。
那时国民生产总值只有900亿元，道·琼斯的工业股票指数徘徊在150左右。总之，美国的经济依然萧条。《纽约晚报》惟一的经济新闻记者西尔维娅·波特对通货紧缩的情况作过如下的生动描述：单身公寓房客每月房租25元；香肠面包每个五分；电影入场券每张两角；杂志大多每份一角；一顿客饭四角五分；手表修理费一般是一角；1/5瓶的威士忌酒卖一元二角五分；通常和朋友打赌只下五分钱的赌注。
工商界依然把问题归咎于政府的插手，工会不合作，联邦政府开支太大，工人偷懒，以及罗斯福之拒不采纳胡佛的主张，对工资和物价始终不肯进行“合理的调整”等等。但是卡罗琳·伯德提出了另一种看法，认为30年代的工商界并不真懂生意经，因为他们以为繁荣只靠华尔街的金融家和钢铁之类的所谓基础工业，而忽视了关键问题，即消费者及其所需要的低档商品和各种劳务。她指出，对“鞋子、药品、食物、肥皂、香烟、衣服，以及破汽车也不能不用的汽油等等的需求，是同人口一道增长的；汽车、卡车、汽油、电力、零售商品、洗衣、美容这些行业，总是有生意可做的”。《财富》月刊在战前的几个月里，以惊异的口气指出，有一类工业自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一直都很兴旺，这就是那些专门制造一用即扔的东西，如纸餐巾、纸杯、纸碟子、不能退钱的瓶子、月经带、避孕套等等工业。当时男人花在避孕套上的钱，多于理发。
有些商品没有放手生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企业家仿佛觉得，它们对人没什么好处。洗碟子原是妇女的本分，不能让她们一扔了事嘛。服务到汽车上的营业例如服务到车上的路旁食馆、银行等。——译者是不对头的，因为这使得干什么事都太方便了。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缺乏远见是其一），有钱人不愿意投资到超级商场、邮资总付计数器、空气调节设备、滑雪场、霓虹灯、半导体收音机、胶合板以及汽车游客旅馆这些方面。分期付款的购货方法，只有有钱人才可以用。小额账单大多数是用现金付款的，银行限制开支票来往账户，办法是要求使用支票的要有比较大的结余额。当时如果竟有银行为储户保守秘密，垫款给他们度假（“先走人，再还钱”），那就会吓坏人的，好比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在大庭广众公开出丑一样。
许多到战后使美国改变面貌的新发明，本来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有了。当时不但雷达眼看要在工程师手里完成，电视机也是如此。1939年4月30日，全国广播公司在纽约万国博览会试播电视，虽然用的是早期的“杜蒙”牌电视机，屏面很小，但曼哈顿区的人们还是接收到了图像。不过哈佛大学查尔斯·道斯教授认为电视将来不可能盛行，因为“只能在一个半黑的房间里收看，而且机器老是要有人管着。”这时荧光灯已开始使用了。正如尼龙和涤纶问世不久后纺织品就起很大变化，各种塑料很快也将代替钢、铝、锌、镍成为工业原料，制造出大至驾驶盘，小至自来水笔（后来还有圆珠笔）之类的东西。1940年春，伊戈尔·西科尔斯基伊戈尔·西科尔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