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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提出了关于汉字结构类型的别的说法。例如张世禄的“写实法”、“象征法”、“标音法”(《中国文字学概要》),林的“以形表义”、“以形记音”、“兼及音义”(《古文字研究简论》第一章)。龙宇纯也提出了新的分类,有纯粹表形、纯粹表意、纯粹表音、兼表形意、兼表形音、兼表音意、纯粹约定等七种(《中国文字学》)。詹鄞鑫《汉字说略》把假借排除,又把表意字加以细分,得出象形、指示、象事、会意、形声、变体六类。对汉字结构类型的研究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从不同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现在还得不出公认的结论。
(六)汉字形音义之间关系的研究
五六十年代以来,由于汉字整理和简化等语文实践的需要,对异体字、古今字的研究受到了重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公布前后,有不少学者讨论到这类问题。八十年代以后,有人对五十年代规定的异体字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改进的意见。还有人专门对某些大型工具书中的异体字进行了研究(参看陈宜民《〈康熙字典〉的异体字及其整理》,《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1,1;陈抗《评〈现代汉语词典〉对异体字的处理》,《中国语文》1994,4)。
在异体字整理问题上,不少人注意到不仅要整理单个字的异体,还应该整理双音节或多音节词的异形(如“交代”和“交待”、“折中”和“折衷”等)。这在五十年代整理异体字时注意不够,后来有人指出了这一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不少研究词的异形的人,为了强调自己的观念跟旧的以单字为本位的异体字观念的不同,使用了“异体词”或“异形词”的名称,混淆了语言现象和文字现象的界线。这却是不够恰当的。
古今字指同一个词的、通行时代有古今之别的不同书写形式。在古今字的范围应该怎样划的问题上有分歧意见。有些人主张把古今字跟通假字分开来,只把有“造字相承的关系”的那些字(如“县”和“悬”、“说”和“悦”等)定为古今字(见洪成玉《古今字概说》,《中国语文》1981,2;《古今字概述》,《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2,3)。有些人认为古今字跟通假字是从不同角度对同词异字现象作出的“不同归类”,二者“不是平行关系”,古今字应该包括通行时间有古今之别的通假字,而且古今字不但“可以指形义不同的两个字,也可以指形不同但义同的异体字”(见陆锡兴《谈古今字》,《中国语文》1981,5)。后一种意见符合历史上使用“古今字”这类说法的实际情况。
同形字的现象,王力(《字的形、音、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李荣(《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中国语文》1980,1)等人都曾加指出。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对这一现象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同义换读指用一个字表示意义跟它原来所代表的词相同或相近的另一个词,这两个词的音可以截然不同。现代学者中注意到这种现象的有沈兼士(《汉魏注音中义同换读例发凡》,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李荣(《语音演变规律的几个趋势》,《中国语文》1965,2)、吕叔湘(《语文常谈》,三联书店,1980)等人。揭示这种现象,对于了解文字异读产生的原因很有帮助。
(七)文字学史研究和常用汉字字源研究
关于汉字研究的历史,本世纪以来有不少论文和专著。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是第一部文字学史专著。近些年来,出版了好几种汉字学史方面的专著,如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孙锡钧《中国汉字学史》(学苑出版社,1991)、姚孝遂主编《中国文字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本世纪以来不断有人撰写汉字字源的论文或专著。在近年出版的专著中,邹晓丽编著的《基础汉字形义释源——说文部首今读本义》(北京出版社,1990)、李乐毅编著的《汉字演变五百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比较有影响。这种工作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对普及汉字知识,都是有用的,但不容易做好,因为学术界对于很多字的说法还没有统一的结论。
在这一节的最后,我们附带谈谈汉字字典的编纂。
1915年,徐元诰、欧阳溥存等编的《中华大字典》出版(中华书局)。它以《康熙字典》为基础,校正其错误2000余条,并充实了一些词义。收字48000多个,分214部。1968年,林尹、高明主编的《中文大辞典》在台湾出版,共有40册。该书博综古今文献,选收单字49888个,解释比较精确扼要,并注重汉字的源流及其音、义的发展变化。1990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和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汉语大字典》。这部字典收54000多字,还在字头下收列了能够反映形体演变关系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的形体,并附有简单的字形解说。1994年,出版的《中华字海》(中华书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收字8万多,是迄今为止收字最多的汉语字典。在中小型字典方面,1953年,出版了《新华字典》(人民教育出版社)。该字典经过多次修订,最新版是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是一部使用十分广泛的字典,释义准确,编排合理,影响非常大。
本世纪以来,研究古代各种字典的论著也很多,这里就不谈了。三、古文字研究
我国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得很早,但是,长期以来是包含在作为“小学”一部分的传统文字学和以古铜器和碑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里的,一直到二十世纪才有“古文字学”的名称。古文字学的范围有广义狭义之分,我们这里所说的是狭义的古文字学,是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它着重研究汉字的起源,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字形所反映的本义以及考释古文字的方法。二十世纪以来,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现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逐渐形成,古文字研究也逐渐加强了科学性。通过唐兰等人的努力,古文字学终于摆脱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呈现了新的面貌。建国以来,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者的努力,先秦、秦汉文字的研究有了比较明显的进展。有人主张把“古文字”的范围扩大到秦和西汉前期的文字,即把小篆和古隶也包括在古文字里。1978年成立了中国古文字研究会,至今已举行过11届学术讨论会,研究会与中华书局合编的《古文字研究》已出版到第19辑。
二十世纪的古文字学研究可以三十年代为界划分为两大阶段。在前一阶段,吴大、孙诒让和民国时期的罗振玉、王国维,是最重要的代表性学者。三十年代以后的主要学者,有郭沫若、唐兰、于省吾等人。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是第一部古文字学理论性著作。其书第二部分阐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特别强调了偏旁分析法和历史考证法的重要性。此书标志着现代意义的古文字学的建立。
八十年代以来,有不少古文字学通论性著作出版,如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林《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陈炜湛、唐钰明《古文字学纲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陈世辉、汤余惠《古文字学概要》(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等。这些书在古文字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对唐氏的《导论》都有补充和发展。
本世纪还出版了一些包括多种古文字资料的古文字字典和文编,在比较旧的字典中,汪仁寿的《金石大字典》(1926)较为有名。比较新的有高明的《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6)和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下面我们分甲骨文研究、金文研究、秦系文字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四项,对研究成果作简单介绍。
(一)甲骨文研究
殷墟甲骨文大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受到古董商的注意。次年,王懿荣鉴定为三代古文并加以收藏。自发现以来,至今通过私人挖掘和公家发掘而得到的有字甲骨,据胡厚宣统计,约有十五万片左右(《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5)。
1甲骨文著录情况
1903年,刘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