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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新春还主张要区分古汉语词义学与训诂学的不同性质。他说：“训诂学的价值不仅仅在词义研究，古汉语词义学的生命之泉也绝非仅仅源自训诂学。这是两门有着明显区别的不同性质的学科。训诂学是一门以诠释语言、解释语言为目的、具有强烈的功用性和实用性的工具之学。……古汉语词义学是语言科学中的一门关于古汉语词义内部规律性认识的，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充满理性思维的词义理论科学。”《汉语词义学》475—476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
王宁主张：“根据训诂学的历史状况和现代语言学已经形成的学科结构，在语言学领域里，训诂学应当与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衔接。……训诂学就其时代特点及其既定任务来说，与汉语历史词汇学和历史语义学又是不能等同的。主体之外，这门古代的学科事实上还要产生两大分支，那就是汉语词源学和词典（辞书）学。”《训诂学原理·自序》，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又说：“我们主张把注释学和词源学作为训诂学进入当代后的两个重要的分支。”
应当看到，经过近十余年的研究，训诂学的性质越来越明确了，多数研究者的意见渐渐趋向一致。训诂学既不等于历史词汇学，也不等于历史语义学，也不能用注释学代替训诂学，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训诂学要研究古代语言和文字的意义，也要研究古代的名物、典章、文化制度；要以释读古文献为主要任务，也要从理论上探索词义的演变规律。还有一点我们也应当看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训诂学”，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范围、方法，不仅有别于古代训诂学，就是与黄侃、沈兼士等人所说的训诂学也大不相同了。训诂学如果还停留在黄侃时代的水平上，就不可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也不可能有八十年代的中兴。
（三）方式、方法之辨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是把“训诂方式”与“训诂方法”区分为二的。对前者的释义是：“指古代解释词义的方式。主要包括互训、推原、义界等。”对后者的释义是：“指根据文献用词（字）选择训释语句和运用训诂材料探求词义的传统释义方法。主要有：（1）据古训，（2）破假借，（3）辨字形，（4）考异文，（5）通语法，（6）审文例，（7）因声求义，（8）探索语源，（9）比较互证等。”《中国语言学大辞典》173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大辞典》作这样的区分也只反映了部分训诂学家的意见，并不具有经典性。其实，作为训诂手段、办法、程序来说，“方法”与“方式”在词义上很难区分，所以有的训诂书根本不作这种区分。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的“方式”并不属于同一个层面，“互训”也是方法，有的属于义训，有的属于声训；“推原”也写作“推源”，也叫“推因”，是以声音为线索，求语根，求本字，也属于方法问题；只有“义界”是方式问题，即用下定义的方式（用句子的形式）说解字义。这三种“方式”本是黄侃提出来的，“义界”、“推因”这些术语给人以陈旧之感，不必拘守。
而且方法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陆宗达总结《说文》解释字义的方式时用了“互为训释”、“推索由来”、“标明义界”三种《说文解字通论》90，94，98页。北京出版社，1981。，周祖谟总结清人的训诂方法则为四种：从声音上推求文字的假借；确定字的本义，根据本义以说明引申义；比证文句以考定词义；因声以求义。《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71页。白兆麟在《近十年来中国训诂学之我见》中主张“把训诂方法与训诂方式严格地区分开来”《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不能把“义训”作为一种训诂方法，这也是一派意见。但他主张训诂方法应区分为“基本方法与一般方法”，层次关系比较清楚，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突破。
（四）“反训”问题
古代汉语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所谓“反训”词，从郭璞而来就有不少人进行研究。本世纪三十年代董著《反训纂例》《燕京学报》22期，1937。，张舜徽有《字义反训集证》（见《旧学辑存》卷中），八十年代，反训研究进入高潮，徐世荣发表《反训探原》《中国语文》1980年第4期。，又出版专著《古汉语反训集释》，郭在贻、徐朝华、蒋绍愚、刘庆俄、吴永坤等也都发表过文章论反训。直到九十年代还不断有讨论文章发表。
以往的研究，问题有二：一是概念不清，理据不足；二是例证杂乱，似是而非。因此，有人根据这两方面的问题，武断地认为反训不可信。经过这次大讨论，虽然不可能所有的讨论者都能达成共识，但对“反训”问题的认识的确大大深化了。
1汉语中某些词在共时系统中存在两个对立的意义，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2由于字形讹误而造成的所谓反训，或不是同一共时系统的所谓反训，这类词都应该排除在“反训”词之外；
3“反训”词因为受语境的制约，一般不会妨碍交流，但毕竟不是词义发展的大道，所以这类词的生命力是有限的；
4“反训”这个概念有问题。齐佩早已指出：“反训只是语义的变迁现象而非训诂之法则。”“严格地讲，‘反训’这个名词根本就不能成立，训诂是解释古字古言，基于相反的原则而去训释古语，才可以叫作反训，现在既知这些例子不过是语义演变现象中的一少部分，那么，就不应再名为反训而认为训诂原则了。”《训诂学概论》145，155页。陆宗达、王宁也认为“反训”这个名称欠妥，“‘反训’或‘反正为训’这个术语容易使人误解它仅是一种训释方法，从而掩盖了反正词或反正同源现象的实质，实在是很不妥当的。”《训诂与训诂学》15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我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主张“不用‘反训’这个术语，改为‘同词相反为义’”。并认为“同词相反为义是由语义内部结构对向演变造成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38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上述四大分歧，均属于理论性质的。尤以训诂学性质的分歧，至关重要。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势必影响到训诂学的健康发展，而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深入研究，平心静气地争论。
八、训诂学如何走向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世纪的训诂学将会怎样发展，现在谁也无法预言。因为像训诂学这样的传统语文学科的发展，不能不受社会需要、学术风气的制约。如果社会能保持平稳，不断发展，整个人文学科能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训诂学的发展就会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训诂学自身而言，我们也应当冷静地看到：八十年代以来，训诂学的发展主流是健康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整个时代出现的“文化快餐”热，对古老的训诂学也有明显的影响。愿意精研古书的人越来越少，敢于妄解古书的人越来越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1919年黄侃说：“学之兴废在人。”《国故月刊题辞》，见《国故月刊》第1期，1919。能兴绝学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杰出的人才。二十一世纪的训诂学不仅需要一般人才，更需要杰出人才，需要有精通传统文化又有现代头脑的大家。跨世纪优秀人才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大展鸿图，只能靠奋斗，靠业绩，“名山事业”与“炒作”无缘。不愿坐冷板凳，心浮气躁，肯定搞不好训诂研究，更不要说成为“大家”了。
训诂学的深化改革，首先当然是严守阵地，进一步明确自己的领域，但作为训诂研究工作者，又必须关注相邻学科的发展。章太炎是通儒，黄侃在音韵、文字、训诂诸方面都有创新。作为新时代的训诂学家，要求更高了，西方的语义学，中国的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乃至科技类的研究成果都应该注意。民族学家早已用彝族十月历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