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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我希望美国永不寻求战争，除非是为了保卫它的权利、它的责任或它的必要利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政策可以一直是防御性的，虽然有时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其合理性不只是为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准则，而是为了我们无可争议的权利。不过，如果我们在海外有着可能必须由海军去保护的利益，那么自然的结论就是：我们的海军在战时除了保卫海岸，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另外，作为一个公认的军事原则，如果我们希望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战争中采取主动，无论这在道义上如何站得住脚。
对国家安全而言，重要的是意志以及将意志化为现实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既有着得到清晰表述的国家目标，又有着足以实现目标的手段，它就可以对战争作到有备无患。不过，这不意味着国内不存在什么争论，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关注之处就缺乏真诚、合理的考虑。最危险的一种情形就是公众平时默不作声，一旦心血来潮就冒然行动，却又没有有组织的力量作支撑。国家，尤其是自由国家，对于这种紧急局面往往最缺乏应有的准备，可是，即使由于无法避免的政府的更迭频繁，民主国家在目光的清晰性和行动的一致性上有所缺陷，但作为补偿，它们被赋予了一种本能，能够不自觉地、下意识地领悟到真理并在行动的日子到来之前做好部分的准备。说美国的大众并未有意识地认识到美国在海外有着关键的政治利益或许不错，但说他们没有在自己与海军的重建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可能更正确。不过，美国的海外利益照样存在，美国的海军仍在发展。后者将最有力地保证对前者的维护不会导致对和平的破坏。
所以，从我的观点来看，美国海军近来的发展既不表明我们已有了正式的政治目的，更不表明我们感到了某种威胁的存在。只为少数人拥有的先见之明和坚定打算并不能推动整个国家前进，这是一个法则。国家不会站在子弹的射程之内发出挑战；如果它们都处于这个射程之内，战争就不会多到哪去，当前欧洲为时已久的武装下的新和平证明了这点。决定着国家行动方向的大众情绪总是逐渐地、不为人知地受到那些琐碎事件的影响。这类事件的不断发生会慢慢地改变公众舆论并促使国家采取行动，直至被冠之以国家政策之名的一种普遍信念最终形成。也就是说，各种具体的事件相互作用，从而导致了一种沿着某个具体的政治方向的强大的政治潮流的生成。探求这些事件的根源并无多大用处。一些人从因果关系链中只能找到大量的偶然事实；对它们可以进行一番有趣的哲学研究，但也仅此而已。另外一些相信国家不会自觉地给自己规定其在世界上的使命的人，则会在大量事实之中发现存在着神灵的安排，而且它不会允许个人或国家逃避其对这个世界应承担的责任。不过，不管如何解释，历史给予我们的普遍经验是，随着事态的逐渐发展，紧急的局面、对行动的呼唤经常会突如其来，而国家也会因此处于争论之中。可以高兴地承认，对于国家间的紧张，文明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正常的外交讨论和相互让步来进行处理。但近期的历史给予我们的另一个同样勿庸置疑的认识是，这种倾向并不总能保证和平解决的达成。大众的情绪一旦被相当地鼓动起来，会置任何冷静的思考于不顾，对理性的声音充耳不闻。另外，如在个人生活中一样，对于力量对比的考虑也无疑会相当地影响对于国际争端的外交解决。“能够怎样”和“愿意怎样”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我们日常的决定。
如同每个男人和女人，今天每个国家都不是生存于政治上的与世隔绝之中。这种状态就类似于那种很长时间内典型地体现在中国和日本身上的孤立。在当今世界上，不管愿意与否，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而我们在种族上所属的欧洲大家庭有越来越多的成员相互间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影响，并随之造成了程度不同的摩擦。在海权作用着地球表面的情形下，蒸汽动力的使用使交通更为便捷，从而增加了各国间的接触点，海军的重要性随之更加突出，这是事实。对该事实的敏锐判断日益明显地表现在了欧洲国家的报章中，更显示在了外国政府对于海军的日益强调上。另一方面，欧洲大陆上各支陆军力量的加强以及领土状况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定，使每个国家更加担心一种竞赛会被引发，于是欧洲处于了一种政治上的平静之中。当前，欧洲大国的对外活动场所是欧洲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差不多用不着怀疑，它们之间的斗争会越来越近地影响到我们。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影响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展，这片海洋越来越成为政治变化、商业活动和各种竞争的集中之地，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大国都卷入了其中。由于这些缘故，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虽然眼下还不具备根本的重要意义，但作为地峡修成之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水道所在，作为拱卫着通往运河的道路的地区，它会十分地引人注目。立于坚实的政治和军事基础上的日本作为一个强大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而崭露头角也着实令整个世界吃惊。
所有这些情况都和我们相关。在当前形势下，认为我们能无限期地置身于那些令人头疼的问题之外的看法几乎站不住脚。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导致战争。而某两个外国之间的战争将大大增加美国和交战国发生碰撞的可能，随之我国的政治家们就更要为避免卷入和保持中立大伤脑筋了。
虽然欧洲各国政府都声言要保持和平，而且对它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和平确实为其所愿，但它们并未表露任何对于在远方进行政治经营和谋取殖民地的厌恶。相反，它们对于扩大活动空间和增强影响的执着是今天最不难以看到的事实之一。在其中的一个国家，这种活动主要是政治性的，由其政府所推动。它受长期的传统和对于管制的热衷所驱使，寻求扩充它的活动空间以便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管理和支配，至于经济上的得失它则似乎并不关心。在另一个国家，动力来自于个体公民无处不在、永不衰竭的热情。他们主要为获利欲望所驱使，只遵循商业上的目标，其政府也给予他们的活动成果以承认和保护。另外还有一种海外活动，其动机主要是私人性质和商业性质的，其中的个人寻求的只是财富而没有多少或根本没有政治上的抱负，国家的干预主要是为了在一些地区保持对于其臣民的控制。如果没有这种干预，后者也许会与他们的国家相疏离。但是，不管海外活动的形式如何多种多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体现了有关国家人民的禀赋和创造力。这也证明了这些活动背后的动力都不是人为的而是发自天然的，所以将会一直得以延续直至某种变化来临。
虽然不可能预见上述过程将造成怎样的结局，但我们完全能够看到，国家间的摩擦不时地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有时事发之地如此危险以至于可能脱离政府的控制而为大众的情绪所支配。如果有人将此视为一个教训，要求我国不要卷入类似的冒险之中，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到了这种警示：不仅主动的冒犯在某个预见不到的时刻会导致一场将波及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对抗，而且在海外还存在着一种可能对我们避免在任何角落采取行动和干涉的意愿提出挑战的氛围除非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有着足够的力量来抗衡它或者采取主动。越来越多的文明人口正寻求占据新的地盘，扩张生存的空间。如同所有的自然力量，这股潮流无遮无挡。当它涌入了那些有着很好的自然禀赋但当地居民的无能和无知却使其丝毫得不到利用的地区时，当地的制度也就分崩离析了。埃及近些年来的为人熟知的情形绝对是个典型的例证。在埃及，原有的制度根本不可能得以延续，这不是由于那些曾长期生活于这些制度之中的埃及人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它们牵涉到了几个欧洲国家在埃及的利益。英国目前在政治上和行政上都控制着埃及，探讨英国在埃及的拓展和存在有无可指责之处，是否经得起纯粹的道德家的评判并无意义，就如同讨论一次地震的道义性一样。多方权衡得失，英国的作法大体上还是正当的，它有利于整个世界，尤其有利于埃及人民，不管他们自己对此会怎么看。
埃及的例子给我们的主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