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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曾提及的是，亚洲大陆之外的其他一些强国包括美国的领土状况使它们就军事力量而言属于海军国家，而且在一般政策而非正式同盟的意义上是和英国站在一起的。它们和英国无论在目标上还是在实现手段上都十分类似；而且，和英国一样，由于地理上的遥远和在世界其他地区有着关键利益，它们也缺乏在中国内陆充分使用军事力量的能力。这个缺点尽管早已存在，但如今得到了更令人信服的印证。不过和欧洲相比，美国受到的影响小一点：因为经由最短的航路，美国离东亚更近；因为凭借对美国的防御至关重要的海洋，我们更能自如地采取对外行动；因为我们的财富巨大且日益增长；也因为我们在亚洲有着菲律宾这个根据地，它处于海上，和中国离欧洲一样地遥远，对我们的防卫具有意义。不过，太平洋的和南非至英国间的距离一样长的宽度使我们不容易在东亚进行军事行动，这必然促使我们尽可能地避免这样做。日本虽然离亚洲大陆很近，但它有限的幅员、人口和财富必然会使它的力量长期受限。
由于上述原因，所有海上国家要想实现它们的商业目标，不能通过炫耀武力虽然多少需要一点暴力手段，而要充分发挥它们的优势。这种优势最明显和最令人信服的体现就在于商业及来自其中的种种好处上。借助于商业，我们可以希望道义和精神能得以传播；而人一旦拥有这些，他就会看轻物质上的享乐，认定人不是仅为面包而生存，而从这其中我们必定能看到亚洲复兴的希望。目前，除了俄国和与其结盟的法国，其他为在亚洲、尤其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而竞争的国家基本上都以广泛意义上的海权为后盾。一方面，海权体现在海上商业上。海上国家期望能从商业中获益，并通过互利互惠来影响中国；另一方面，海权也表现为海军在海洋和可航行水道上的军事行动。海上强国依靠这些来维护它们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和权利，防范通过逐渐侵削或断然使用武力，将它们全部或部分地从中国排挤出去，限制它们的贸易自由的企图。着眼于这种企图，前文已对当前一般形势的军事和政治特征作了探讨，在此不再重提，不过有一个地方是例外。
这个唯一的例外针对的是长江流域。在笔者看来，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长江与外界便捷地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
不过，商业扩张以及从其中产生的好处只是使欧洲国家如今向中国施压的部分原因。东西方文明的接触及相互的影响不能一直被漠视，也不能因为围绕着不受干涉权利及所谓的独立国家的自我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利的争论而延误彼此间的交流。这种相互影响过程已经开始，而且既不可折回也不能被阻止。所以我们能够积极去做的就是引导这个过程，并争取实现一种良好的环境以使两个文明能自由地发挥各自的影响，就如获取经济利益的动机毫无阻碍地驱使人们一样。各国已坚持要求中国给予自由买卖的权利，并不讳言中国人必须和我们进行贸易，不过他们可以完全由适用于人类的获利动机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样，我们也可以要求我们的思想能在中国自由传播，而且中国人有着交流思想的自由。当然这不是强迫他们去倾听甚至接受什么。对后一种要求找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它和前一种贸易上的要求本无二致。如果我们得到的极大好处仅仅是中国在商业上的开放，那么一方面中国会因我们向其提供的物质好处而富有和强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于在很大程度上驾驭我们的政治和社会行为的精神和道义力量缺乏准确的了解，它对上述好处的运用又是让人无法把握的，而这对于我们和中国都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当然，我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未能履行我们的原则并不会使这些原则失去合理性，而且应承认有时即使未能很好遵循它们，我们也能获得收益；不过，在奉行准则方面的过失无疑会使我们不能达至圆满。展望历史，我们也许会受到鼓舞，忠于理想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在深远地发挥着效力，尽管还有不少东西有待它去实现。
看来在处理中国问题之时，首要的目标是：1。防止任何外部国家或国家集团处于政治上的绝对控制地位；2。坚持门户开放，而且是在超出对这个词的一般理解的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中国不仅应在商业上开放，也应对欧洲的思想和来自各个领域的欧洲教师开放，不过后者应是自愿来华者，而不是某国政府的代理人。就实际意义而言，向中国施加思想上的影响远胜于仅仅给予它商业实惠；而且对欧洲国家说来，中国变得有序而强大而与此同时却又没有为在欧洲凌驾于物质力量之上的公正、高尚的观念所熏陶那确实是件危险的事。所以，对传教活动的强烈反对理所当然是荒谬之极的，这和对和平的发展与进步的追求完全相背离。在欧洲，基督教和基督教教义和任何哲学或科学工作一样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共同构筑了欧洲文明。虽然基于量和质两方面的估计，关于基督教在欧洲的影响的性质与程度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影响确实存在是无可否认的。从纯粹的政治观点看，基督教思想、教义和欧洲任何其他形式的活动有着同等的进入中国的权利，而一些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冒犯也不应被当成将基督教排除于中国之外的合理理由。修建铁路并不是一种基督教活动，但却触怒了许多中国人，只不过他们由于这种行为已被其政府允许而只好敢怒不敢言罢了；而中国政府对传教活动的同意却不能促使中国人对基督教士洗耳恭听。在中国的贸易开放上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凭借压力取得的，而最重要的施压手段就是战争。商业借直接或间接的暴力来开辟道路，而思想，无论世俗的或基督教的，只要求借言论的自由而传播。
既然当前的世界历史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而中国漫长的变化趋势也处于了一个将决定未来前景的转折点，那么对美国来说，它的公民完全有必要认真考虑他们的国家在中国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并如何为此做好准备。这种准备是目标和能力两方面的。目标上的准备是一个精神和道德过程，它使我们首先制定何为正义、何为不当，然后再仔细选取一个行动方向，也就是形成一项政策，它是粗线条的但目标十分明确。能力上的准备是物质行为，包括两个相关的要素：1。作好必要的武力准备；2。按照政治形势的切实需要来削减义务。这能使我们节省下力量并将其补充到必要的地方去以加大力度。
我们应全神贯注地考虑政策和能力这两个主要方面。就中国而言，最近在那儿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已促使我国政府就它的目标与原则发表了一个宣言，申明我们在现在及将来都将继续执行业已体现在过去的行动中的政策。对我国人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