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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易变的局势下，只有一种力量能有效地制约德奥集团，那就是英国海军。如果英国海军能保有适当的优势，英国还会象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一样继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英国之所以拥有强大的海军，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英国将本国的力量集中投入到了海军方面；二是英国除了享有岛国身份给它带来的安全之利，还有足够的财力以推行今天所称的“两强标准”。“两强标准”只不过是赋予某个传统观念的新名称。在整个十八世纪，尤其在北美独立战争前后，英国政治家们就笃信英国海军的规模必须比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波旁君主国家舰队之和还要大。当时的法西同盟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和今天的德奥同盟一样，将长期、稳定地存在，因为这两国不仅为王朝纽带所维系，相互间还明显地有着迫切的互予支持的需要。
当今，英国对两强标准的执行相对缺乏针对性，这实际上表明了自普法战争以来的国际关系多少令人觉得扑朔迷离，而且这种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两强标准的依然存在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明了国家安全需要仍使英国认为它的海军应比其他任何两个强国的联合舰队还要强大。对英国来说，对海洋的控制不可缺少，它不仅关系着英国的军事防御，也关系着英国的生存，关系着英国对于粮食、商业机会和工业原料的获得。目前在美国，对于美国是否应被视为一个反英联盟的潜在成员这个问题有着争论。一些人之所以认为美国可能参与这样的一个联盟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当前英美之间存在着什么隐患，尤其是那些会使美国背离传统而走进军事同盟的隐患，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在将来具体情势下的权衡再三或许会使上述作法成为美国的权宜之计。不过应强调的是，考虑到英美商业联系的紧密，考虑到英美在语言和政治传统上的一致，也考虑到不可能置身于一场英美间的战争之外的加拿大的利益，英美间任何可能的争端在影响上与抑制这些争端的因素相比，只能是相形见绌得多。
据说当今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奉行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不能允许英美间的分歧发展到使相互关系破裂的地步。这说明了这个普遍事实，即通常在每一个国家看来，和另外某个强国保持和谐关系有着首要的意义。在俄国盛极一时的年代，普鲁士重视的是俄国；对于今天的德意志帝国来说，受垂青的就是奥地利了。德国首相俾斯麦在1879年促成了上述转换，尽管这和当时德国皇帝强烈的感情倾向相背。如果美国人不仅仅把目光集聚于英伦二岛，还能注意到英帝国的其他一些组成部分，即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它们都濒临太平洋而且和美国的太平洋沿岸诸州有着同样的政治要求，另外还尤其能考虑到英国海军的世界作用，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于国际问题的思考会使美国人把大英帝国置于自己心目中的优先位置。
这种态度自然也离不开美国人由于和英国具有共同的政治观念而对后者产生的亲近感。不管在不同的地区对于这些观念有着多么不同的表述，它们自其首倡者从北海的日耳曼海岸迁居他地之日起，在过去的十五个世纪中，在英国及其各个殖民地区分别得到了独立的、不尽相同的弘扬。不过，美国是否重视与英国的关系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它是否冷静地权衡了各种可能，分析了各种平衡关系并认识到它不可能脱身于各国间的关系之外，也不可能在没有清晰观点的情况下稳妥地处理与他国的关系。目前，如许多人所看到的，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有其各自利益的领域，美国在推行自己的某些政策时，即使没有和欧洲国家携手合作，至少也尽力地和它们进行磋商或求得协调。从这中间透出的正是一些美国人对于美国涉足世界政治的心照不宣的认可。他们不能不承认，美国再也不能将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局限在美洲地区和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
当然，我们一直和某些国家有着特殊的关系。不过现在和以前相比的变化是，从前我们和其他国家离得较远，相互间的关系被严格地限制于关于美洲问题的讨论之内。而现在，东方的动荡局势、东方的发展需要以及西方的工业和资源通过填补这种需要而获益的机会成为了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共同关注所在。中美洲、南美洲和针对这些地区的门罗主义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各国在上述地区的接触既可能增加有关国家间的利益一致性，也可能导致冲突。这两种情形都会促进几个强国间的力量组合。国家有时会觉得和其他国家采取一致的外交行动是理所当然之事，另些时候又会发现它们相互间更多的是分歧。当今，各个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所不在，我行我素只能是自毁前程的愚昧之举。紧接而来的问题是：是否应抱着一种机会主义的企图去就事论事地处理各类问题？是否在国家间能够找到政治理念和战略考虑方面的根本一致，从而依照这点推行始终如一的、强有力的国家政策？
绝不能把重视与他国的一致之处看成是有意谋求正式的同盟。出于以认识和经验为基础的对某人的信任而毫无勉强地与人合力共事是一回事，在一个长时间内使自己受缚于某种义务则是另外一回事。即使美国的传统政策不是刻意避免因一时之需缔结长期性的同盟，想劝说美国人民承担同盟义务也只能劳而无功。得不到国内大众的一致支持，美国缔结同盟也毫无意义。不过，如果美国人民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全面理解支持结盟行为，美国对于同盟关系就能扬其长、避其短，美国的一般政策也会从结盟中受益非浅。门罗主义本身就反映了美国公众的认识，政治家们只不过将这种认识总结、深化并精确地表述出来。作为一项国家要求，门罗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否能继续和美国人民的心理倾向相一致。这种倾向并非一直能被一清二楚地理解，但的的确确决定着美国的对外行动，虽然它不具备其他什么约束力量，不象一项协定那样有着人为的效力。
在本文的前部，我顺便引用了斯塔布斯的观点，即均势因素是打开1500年至1800年间的欧洲近代史的钥匙。这位其研究方法非凡地影响了同时代的国人的思想深邃的历史学家还曾言道，在我们称为中世纪的前一个时代，各个民族都是各行其事，不象今天的国家这样有着日常的对外交往；各国都不具备国家行为的一体性，而这正是严格的国家层次上的行动得以产生的前提。当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尚处于形成之中，在一块领土之上存在着许多独立的子单位，行为主体的众多使一国政府根本不可能象在今天这样筹划或完成一项由它进行良好控制的行动。用斯塔布斯的话来说，当时的政治舞台呈现的不是一出有条有理的戏剧，而是一幅杂乱无章的场景。
当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组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时，当法国不再是一个封建领地的集合而成为一个集权的王国时，当德意志独立的各邦合并为一个有着中央行政机构和全国性的立法机构的统一帝国时，国家也变得愈发简明和令人容易理解了。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美国和独立战争结束之初相互间没有正式的关系且又勾心斗角的十三块北美殖民地相比，也能毫不困难地领悟上述道理。
在欧洲社会的众多成员成功地融为几个有机体，亦即现代意义的国家之后，均势因素也就和欧洲的历史密不可分了。其结果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对维系着国家独立的均势状况有着自觉的关切，从而欧洲所有国家之间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不管各国的利益如何不一，也不管各国的国民性格如何因传统和多个世纪的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有差异，共同的确保自身生存的本能使各国都自然地坚信独立国家地位的重要，它们都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处理与他国的关系。门罗主义反映了美国对于各强国之间的平衡状况的认识，借助于门罗主义，美国给它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定下了一个基调；而对于东方移民的排斥很大程度上也不言自明地显露了美国对其他国家与自己的利益关系的认识。
就如在中世纪许多地区和许多领主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找到了在一定的区域之内或在某个君主的治下实现统一，从而形成一个国家的道路，由循此传统而来的国家组成的今天的国际社会也正在摸索实现自身统一的途径。这个途径从当前来看与历史上的道路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