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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3年的十年后又爆发了法兰西革命。然而，那场动摇了国家的根本基础，松懈了社会秩序的纽带并将几乎所有固执地坚持旧有国家事物的君主制时代的训练有素的军官驱赶出了法兰西海军的大动荡，并没有使法兰西海军免受错误制度的侵害。推翻政府的形式比起将根深蒂固的传统连根拔起要容易一些。在这里又可听到第三位具有高军衔并颇有文学造诣的法兰西军官论及维尔纳夫的无能这位海军上将在1798年的尼罗河战役中统管着法兰西舰队的后方，在舰队的先头部队正遭摧毁时却按兵不动：
维尔纳夫当值的那一天就要来临，就像在他之前的德·克雷斯，像迪亚拉，会不断抱怨为其舰队所抛弃不顾了，我们趋向于怀疑这一致命巧合的某种隐秘的原因。在众多的名声显赫的人物中，居然发现如此之多的海军统帅与舰长们发出诸如此类的责难，这是不正常的。这一天，如果他们当中某一位的大名不幸与我们对于那场灾难的记忆相联，我们或许可以肯定，这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误。反过来，我们应当抨击他们所投入的那些行动的性质，以及为法兰西政府所明确规定的防御性战争的制度。这一点，皮特在英格兰议会中就宣称为某种毁灭的先期征兆。当我们指望抛弃它时，这种制度已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的习惯之中。换言之，它削弱了我们的武装，破坏了我们独立自主的能动性。我们的小型舰队肩负着要加以完成的特殊使命且怀有逃避敌人的意图而出港开赴的情况已经司空见惯，随之而来的便是恶运立即降临，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舰队才投入了战斗。他们屈从于它而不是扼住它的咽喉……运气本来会在各支舰队之问徘徊得更久长的，并且不会最终如此不利于我们，如果在半途与纳尔逊不期而遇的布吕埃斯能毅然决然与之大战一场的话。由维拉雷和马丁指挥的这场磕磕碰碰、胆小如鼠的战争只是由于某些英格兰海军将领的小心翼翼与旧式战术的传统，才得以拖延了一些日子。尼罗河战役的爆发，正是体现了这些传统；决定性行动的时刻来临了。
几年后又迎来了特拉法加战役，法兰西政府海军又提出了一项新政策，最后提及的那位作者再度慷慨陈辞：
皇帝敏锐地扫视着其舰队的战役计划，正如其陆军的计划一样，他对这些意想不到的挫折而深感忧郁了。他将眼光从战役的这一领域挪走，命运对他失去了信任。他决定在别的地方与英格兰一争高低，而不是海上；他同意重建他的海军，然而却没有为它在已空前绝后地激烈的战斗中安排一个角色……尽管如此，我们船坞的活动成倍增加了，远没有陷入松懈状况之中。每一年，战列舰要么被建造，要么被编入到舰队之中去。在他控制之下的威尼斯与热那亚再度显示出昔时的光彩，从易北河的入海口直至亚德里海的突出部，欧洲大陆所有的港口都在竞相激荡起皇帝的创造性思维，难以数计的编队汇聚于须耳德河、布列斯特湾、塔兰……然而，最后，皇帝却拒绝给予群情激昂、自力更生的法兰西海军一次与敌人一决雌雄的机会……接连不断的损失使他精神颓丧。他维持着我们的战舰仅仅只是为了让我们敌人转而采取封锁政策，其巨大的代价必须通过耗尽其一切开支才能加以弥补。
当这位皇帝倒台之时，法兰西一共有一百零三艘战列舰和五十五艘护卫舰。
现在让我们从过去历史所提取的特定教训方面，转移到政府对其民众海洋生涯的影响这一一般性的问题上来。可以看出，这种影响以两种明显有别然而又紧密相联的方式起作用。
首先，在和平状态中：政府通过其政策可以有助于一个民族的工业的自然成长和加强通过海洋的方式寻找投资与获利的趋势。或者它还能尝试着发展此类工业与此种走向大海的趋向，当它们并不天然存在时。另一方面，政府可能会由于错误的举措，遏制与妨碍那些依赖民众自己本来即可以取得的进步。在这些方式的任何一种当中，都能感觉到政府的影响：以和平贸易的手段，缔造或破坏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贸易，仅此一点就成了一支完全强大的海军的基础所在，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其次，投入战争：政府的影响可以以其维持一支海军的最为合法的方式加以感觉到，海军的规模大小应与其航运业的增长和与它相联系的利益的重要性相称。比起海军的规模，更为重要的是其机构的问题。这包括考虑到其民众的特征与追求，赞同健康向上的精神与活动，在战时，通过人员、战舰的充份储备与通过正如以前所指出过的征用一般性战备力量的方式，以便有利于迅速发展。毫无疑问，在类似于战争准备的第二个标题下，必然要述及维持适当的海军基地，述及在战舰必须尾随着和平性商业船只进入的世界的那些遥远的部份。保护这些基地，要么必须依赖于直接的军事力量，正如在直布罗陀与马耳他所做的那样；要么依托于分布在四周的友善的人群，正如同美洲殖民地一度对于英格兰一样，并且还可以假定，澳大利亚殖民地现在对于英格兰一样。这样一种友善的环境与支撑，配合以适当的军事存在，则可成为最佳的军事防御。当它们与在海洋上的明确的优势地位结合起来，就能够使一个形体松散、范围广泛的帝国就如同英格兰帝国那样安然无恙，平安无事。在某个时段内，一场意想不到的冲突或许会引发一场灾难这是完全可能的，而海上力量实际存在的优势地位就能防止这种灾难演变为普遍性的或失去控制，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英格兰的海军基地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的舰队能够立即保护它们，开通彼此之间的交通线，并依赖它们成为庇护的场所。
因此，隶属于宗主国的殖民地成为了在海外支撑这个国家海上权力的最可靠手段。和平时期，在竭尽各种手段促进隶属关系的温情脉脉与利益协同一致方面，应该要感觉到政府方面的影响，使之觉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战争时期，或通过引入诸如将会使所有的人都感觉公正合理的承担负担并且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的组织与防御措施，准备应付战争。
合众国没有这类殖民地，而且将来也不太能会有，关于纯粹军事性的海军基地，合众国民众的情感，恐怕可以通过一位一百年前论及当时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的英格兰海军史学家来加以准确地表达。“军政府，”他说，“与一个商业性民族的勤奋格格不入，并且，就他们自己而言又与英格兰民众的才干不相一致。我不奇怪所有通情达理的人和所有党派的成员都倾向于放弃这些，正如同摩洛哥的丹吉尔港被放弃一样。”美利坚合众国并没有海外设施，无论是殖民性的，还是军事性的，其战舰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就会如同陆上之鸟一样，不能飞离他们自己的海岸太远。为自己的舰队提供栖息之地，使之在那里，可以加煤和进行修理，将是一个致力于确立起这个国家在海洋中的霸权地位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作为实际目标，这一研讨就在于从能够适用本国及军种的历史结论中提取教训。现在就可以恰如其份地提问：为了重振其海上力量，美国的状况使其能够在卷入严重的危险，并且由政府方面采取行动上走多远？可以并不过份地说，自从内战开始至今，美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在有效地专心致志地致力于造就海上霸权之链条的所谓第一个环节。国内的发展，巨大的生产能力，以及相伴随的自给自足的目标与夸耀，这些都成为了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结果。在这一方面，合众国政府令人信服地反映了这个国家控制性因素的倾向，尽管并不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感觉到这些控制性因素在一个自由国家，甚至很难说这种控制性因素具有真实的代表性。然而或许是吧，毫无疑问的是，除了没有殖民地以外，和平性航运业中间环节，以及涉入其中的利益所在，目前都同样缺乏。简而言之，合众国只有三个环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