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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0年的5万人发展到1970年的50万人。
新创建和扩充规模的学院，如果我们不说是强迫的话，只是容许知识分子为了一个稳定的事业而放弃不安定的生活。他们以安稳的带薪和有津贴的教学工作，取代了截稿期和自由写作必不可少的压力，还有暑假可以写点东西，混混日子。当丹尼尔·贝尔在1958年为了过大学生活而离开《财富》杂志的时候，他告诉鲁西他有四个正当的理由：“六月、七月、八月和九月。””在这四个月的假期中，他可以写点东西，休息休息。诗人戴尔默·施瓦茨对他的一个同事抱怨道：“除了教学，所有的一切给我带来的烦恼就是一个人花那么多的时间为挣钱而煞费苦心……人的精神分裂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知识分子几乎全都从城市进入校园，从咖啡屋进入自助食堂。他们放弃了晚上迟迟不睡觉、和朋友聊天、梦想着他们自己的计划的快乐，这些似乎都不足挂齿；当然，他们也抛弃了为吃饭和付房租把自己的美好愿望断送于冷漠而平庸的编辑的烦恼。圈内的人很少把自由写作的生活浪漫化。埃德蒙·威尔逊说到他的朋友、音乐评论家保罗·罗森费尔德时这样写道：“他决不会理解写作也是一件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如果没有人赞助，这商品就得以火爆炒作的方式出售。”
然而，大学教师生活所获得的有利因素，诸如薪水、安稳、暑假等，似乎还没有不利因素多：有时早晨8点钟就得去开讲座，委员会辛苦而单调的工作，有时新居远离老朋友等。然而，这些得失权衡并没有包含真正的损失，它们尽管不怎么引人注意，却最终是决定性的。这就是在知识分子的生活被重新塑造的同时，知识分子的精神也被重铸了。
像大学教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既不再依赖于发表一些评论和文学研究的小杂志，也不再依赖于像《纽约人》或《财富》这样规模较大的期刊作为他们表达思想的途径。专业刊物和专集维持着他们的生计。现在，他们的文章由学术编辑、“评审人”以及同行来评判，而不是一般的《新共和》或《党人评论》的编辑来审阅。他们的学术天地小得多了，这还是刚刚开始。稿件没有被《经济史杂志》采用并不会造成生活拮据。工资还是能拿到的，因为校方得履行合同。然而，大学教师要升职称，最终要获得一个职位，关键要得到同行的赞同和承认。
学院派生活的局限和堕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对美国大学的无情而猛烈的批评最早出现于阿普顿·辛克莱的《正步》（1923），以及索尔斯坦·凡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1918）。凡勃伦有意用了一个副标题“关于全面堕落的研究”。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现了这种情况，而在于这种情况出现的范围和程度。当大学教师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一个扇面，他们的缺点（和优点）也就产生了一种不小的影响。当他们在文化生活以外再划出一个活动范围时，他们的规则便成了法定的规则。
这些规则并未鼓励一种坚强的独立意志。而“迎合、取媚流行趣味”，向商业卑躬屈膝——凡勃伦谴责的“全面堕落”尚未完全反映现实，即战后年代里庞大的大学体系及其要求。长期以来，在学术上知其然和多产是最关键的，而政治上胆怯倒没什么。事业的成功取决于给院长和同仁留下的印象，而他们对一个教师在学术圈内是否胜任要比对他在圈外，也就是在广大社会生活中的情况更感兴趣。这对于维持这个大学体系也是极其重要的。新一代的大学教师著书立说的时候，一只眼睛还得关注着一大堆东西——他们的发现、论点、事实和结论。
因为心浮气躁，他们对所写的东西并不精打细磨。学院派知识分子不珍视深入浅出或文笔优美的写作，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此不屑一顾，而是这几乎算不了什么。大多数学术文献包含论点或成果综述；出版发表要比怎么写重要得多。这些迫切的要求不断地决定着教授们如何去阅读，如何去写作；他们注重的是本质而不是形式。那种已变得不堪卒读的公报式的学术论著，通过感谢同行和知名人土来加以粉饰。当然，晦涩的学术论文写作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问题是它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
欣欣向荣的大学吸纳了知识分子，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有的、而不是暂时的现象。知识分子不是突然间进人大学的，也不是突然间就唾弃那些平庸的生活。然而，当他们加速进入大学被认为打破了代际的节奏时，有关“消逝的”一代的秘密就基本上被揭开了。
在1940年左右或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从这样一个社会中涌现出来：大学的身份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几乎已经完成。做一个知识分子就得成为一个教授。这一代人涌人大学，如果他们想做一个知识分子，他们就得一直呆在那儿。他们走不出学校，不是他们缺乏才能、勇气或政治态度；相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公共话语；结果，他们的写作就缺少对公众的影响。不管他们有多少人，对于更庞大的公众来说，他们还是看不见的。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
对于1940年以前出生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所起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学院都很小，而且拒激进分子、犹太人和妇女于门外。做一个知识分子并不意味着在学院教书。哈罗德·斯特恩斯在1921对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回顾特别排除了教授。学院这条路因为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也就谈不上被断然拒绝：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确切地说，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就必须搬到纽约或芝加哥去，并在那里著书立说。
认识一下1900年、1920年及1940年的那几代人，便可以对于这些粗浅的分类做一些附加的限定。世纪之交出生的知识分子——路易斯·芒福德（1895…），德怀特·麦克唐纳（1906…1982），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代表着传统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以书籍、评论和报刊为生；他们从没有，或很少在大学里教书。他们是一流的散文家和高雅的作家，从容地为公众写作。还不止于此，他们还是公众崇拜的偶像、批评家和不屈从任何人的辩论家。
在1920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人——艾尔弗雷德·卡津（1915…）、丹尼尔·贝尔（1919…）、欧文·豪（1920…）——可以被称作承前启后的一代。当大学还处在边缘的时候，他们已成长起来为小型杂志写文章了；这种体验赋予他们一种文风——优雅的、易接受的论文，面向更广大的知识界。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常常接受大学的教职，当非学术界人士的习性衰微时，他们作为大学教师的优越性就越来越强。他们掌握了公共话语，仍然忠实于自己的过去；在一种确定的意义上说，他们过时了。
学院化的全部重要性打击了194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所成长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并不存在大学之外的知识分子。由于上一代知识分子很少留意大学里的职业，在他们身上就明显地表现出了另一种情况：这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几乎不留意大学以外的知识分子生活。在每一种情况下，“留意”意味着对真正的选择做出评定；它折射出变化了的社会现实，而不仅是变化了的个人意愿。
这些社会现实不仅要求平庸之中有变化，同时还鼓励知识分子身份和自我认同的彻底革新。1940年以后出生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从青春期开始就在大学的环境里成长；大学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就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比如，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从计划到完成——这通常会遭到局外人的嘲笑——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学位论文是获得一个重要学术地位、过上知识分子生活的资格证书；即使不进行调研写作，为了获得这张证书，也得多少年紧张地耗尽心力。对于很多的年轻知识分子来说，学位论文的完成是一件文化大事，也是他们人生的较量。
当论文完成时，它便不容忽视，论文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研究风格、专业术语、对特定“学科”的认识，以及自己在学科中的位置：这些标明了他们的心智。还有：完成的论文要由自己的博土导师和专家委员会评定，为此不知又要付出多少长期的、常常是羞辱人的努力。这就形成了一个他们不得不服从的密集的关系网——一种服从——这同他们的人生及未来的事业紧密关联。（17）即使他们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