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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进经济学家所写的书——在写作和才气上——能与从保罗·斯威齐到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上一代激进经济学家相比。即使这一年轻团体的最好作品，如詹姆斯·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也显得散乱而繁杂。这一著作似乎越来越带有大学中的“对话”的同质化迹象。
例如，由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所写的最新书籍《民主与资本主义》，向常规的政治理论提出了挑战，但它又散发出常规政治理论常用的词汇与所关心问题的气味。两人认为忽视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和其“高雅的批评追求”（例如心理学和哲学）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理论一般来说将个人选择的逻辑纳入其概念体系中，不懂得对宏观社会活动的微观方面批评的重要性，也未将个人自由的解放包括进去”“。这一（令人怀疑的）见解为政治学术理论的语言和思想开辟了道路——或者说已经成为其道路。
尽管他们作了有益的努力并偶尔取得成功，但是，归根结底，似乎没有一个激进经济学家能抵抗职业的要求。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不断地采用了或屈从于标准经济学的形式和风格。事实上，这是保罗·A·阿特韦尔在他的研究成果《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作的结论。他认为60年代这一代人开创了向流行的经济学知识提出挑战的“左派学术”。然而，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热情、个性和其存在的理由每年都在递减。
阿特韦尔所说的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教授面临该职业的敌视。在任职体制下，他们是“附庸”，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证明自己的道德品行。阿特韦尔写道：“这一压力表明这是一种意欲采用学术形式和使马克思主义学术‘科学化’的企图。”阿特韦尔报导说：大多数激进经济学家越来越“通过采用学术形式，在被人看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和强调他们常用量化分析技术所得出的论据有严谨的经验基础等来证明他们的工作合规合法”。一方面，他们往往通过选择论题来保持本身的激进性；另一方面，“职业的压力”又迫使他们“接受学术方法和话语的主流规范”。
易于受到学术上的约束使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大学之外或在其边缘上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许正因为此，保罗·巴兰及保罗·斯威齐能清楚地将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以适应现代条件（在《垄断资本》一书中），而数量多得多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共同撰写的著作却在内容与影响上都显得更加软弱。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代与代之间的界限和其他领域一样明显。
尽管被人所忽视，《每月评论》杂志的同仁们所写的文章，特别是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哈里·布雷弗曼及哈里·马格道夫所写的书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派，美国马克思主义在一致性、创造性和果敢精神方面都不能和它相提并论。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求教于美国学者时，主要就是求教于这些作者。然而，《每月评论》派缺少学生来继续其工作。如果别的领域也可以说缺少继承人的话——如缺少特里林、威尔逊、芒福德或米尔斯的继承人——那么，斯威齐和巴兰缺少继承人这一事实是十分突出的。
把《每月评论》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大学以外的派别当然未免过于简单。保罗·巴兰（19101964）”所过的生活典型代表了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境遇——常常流亡他乡，在许多国家住过，有过许多经历。他出生于俄罗斯，在法兰克福和莫斯科上过学，但希特勒上台和斯大林主义的加强迫使他出走。他在波兰自己家庭的公司里工作了一阵以后，就移居美国，并进了哈佛大学。战后期间，他在各种各样的机构中工作过，包括美国战略轰炸研究所，在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手下任职，后者称巴兰为“我所认识的最聪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经济学家”。
战后巴兰又到处流浪——在商务部、联邦储蓄银行都工作过——直到最后1940年斯坦福大学给了他一个教职，后来美国政府深感后悔。保罗·斯威齐解释说：“由于冷战和政治迫害还处于早期，罪恶的阴影还未笼罩美国的大学校园，因此，大家还未对他公然宣扬的马克思主义过分地感到不安：许多开明的人，甚至一些保守分子仍然很天真地欢迎有人能表达与他们自己的认识截然不同的看法。”
天真消失了，对巴兰的工作量、薪水和请假的准官方干涉使他十分烦恼，有时情绪低落。这无疑表明学校想赶走他。这在古巴革命后更为变本加厉。因为他公开拥护古巴革命，并于1960年去古巴岛与卡斯特罗会面。
一个朋友告诉巴兰，他看到了斯坦福大学校友会寄来的一叠要求解雇巴兰的信以及斯坦福大学校长的正式回复。巴兰重述说：校长的回答“并未指出该大学忠于学术自由原则或者说说这一类的话，而是强调让我继续任教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冻结我的薪金这件事已经不再成为秘密，而是（在给学校的捐款人中间）广泛宣传，以表明决不会做任何事情来‘鼓励我继续留在此地”’。巴兰又说，他本该“对这一切毫不在意的”，但结果“却怒火中烧”，并“使我的神经系统陷于崩溃”。”三年后，他于1964年死于心力衰竭。
保罗·斯威齐（1910…）的道路却几乎相反。他就读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的整个生涯：经济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和老师。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学位论文（有关英国煤炭贸易）。战争期间，斯威齐离校去战略服务局（OSS）任职。这一机构对许多大学师生和左翼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个避风港。战后他又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辞去了在哈佛大学的职位，认识到“他的政治和唯理智的观点无法让他在哈佛大学继续执教”。
几年之内，斯威齐创办了《每月评论》，一家独立的社会主义刊物，今天，他仍担任编辑。第一期就重点刊载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这家杂志还建立了一个小出版机构“《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I·P．斯通关于朝鲜战争的书，名为《朝鲜战争秘史》。简单提一下《每月评论》的其他负责人：哈里·布雷弗曼（1920…1976）原为冶金工人和托洛茨基派活动家，最后变成丛林出版社的编辑。几年后，由于出版社拒绝出版伯特兰·罗素写的有关越南的书，他就辞职了，加入《每月评论》出版社。哈里·马格道夫曾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一连串新政和二战的机构中工作。在50年代，他像许多左派分子一样转来转去，没有稳定的工作——当过股票经纪人、保险推销员——最后他进入了出版界，于1969年加入《每月评论》，与斯威齐一道，两人同任编辑。
《每月评论》出版的最好的书都有清晰与独创的特征，这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是罕见的。这些书包括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1942），它在阐述和论证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许仍无人能及；巴兰的《发展的政治经济》（1957），是关于“不发达”讨论之开先河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著作；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1964）带有新左派印记，是对美国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最易于读者理解的书；马格道夫的《帝国主义时代》（1969），是一本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马克思主义读本；以及布雷弗曼的《劳动和垄断资本》（1974），这本书是引起有关劳动“非技术化”讨论的一次深刻的研究。
这些著作的力量不能简单归之于这些作者的生活经历，但也不能截然分开。《每月评论》的这些作者主要处在大学之外。他们为有知识的读者写作。他们的书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翻版，也不是对同行说的独白。巴兰写道：“想说真话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惟一条件。另一个条件是勇气，随时对事物的后果进行理性的质询……反对舒服地、图私利地随大流。”他们是最后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埃德蒙·威尔逊和路易斯·芒福德更为相似，而不同于他们之后的大学马克思主义者。像《美国大城市的兴衰》一样，《垄断资本》和《劳动与垄断资本》也有学术继承者，但没有一个能有同样的活力和使用同样的语言。
也许可以从下列的情况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者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