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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那么我的观察判断很容易变为一种陈词滥调，也就是说，统治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研究沦为经济学。包含书籍、文章、杂志、讲座、公共讨论，或许还有大学授课在内的知识分子生活，显然从属于市场和政治势力，但不能缩减为仅是市场和政治势力。网络电视或全国新闻周刊对文化生活的冲击也不能低估；然而，这些还不是我研究的全部内容。事实上，城市的重建，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结束，大学的膨胀：这一切也都给文化增添了活力。它们理所当然地也都是我研究的重要主题。
我关心的是把普通的或有教养的人当作听众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和思想家。显然，这就排除那些其作品太专业或太深奥而无法被公众接受的知识分子。有人认为，当公共文化衰退时，那些不被公众接受的知识分子——“私人知识分子”——就会茁壮成长。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神话。“私人的”和“公共的”脑力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至少可以说：它们之间有一种共生的关系。那些伟大的人物，从伽利略到弗洛伊德，他们并不满足于“私人的”的发现；他们寻找并发现了公众。如果他们距离我们太遥远，太高不可攀，那么就拿最后一代美国知识分子来说，毫无疑问，他们也还是拥有公众；而后继的一代就做不到了。
当然，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也许不会拥有公众了。公众在最后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已经发生了变化。曾经抢购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并为他的演讲喝彩，或是站上几个小时听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辩论的公众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当公众越来越喜欢电视的时候，他们关注的范围便缩小了。爱读书的公众也许再也没有了。如果说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缺席了，那么，那些消逝的听众有可能会说明为何如此。
这是真的，但又不是全部的事实。读严肃书籍、杂志和报纸的公众已经不多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到丹尼尔·贝尔，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写作还能诱发人们的兴趣和讨论，这说明还有公众在。公众人数可能正在减少，但年轻的知识分子确实都消逝了。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消失，而不是公众的消失。
准确地说：在过去的50年里，知识分子的习性、行为方式和语汇都有所改变。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有很好的理由。他们的工作、晋级以及薪水都依赖于专家们的评估，这种依赖对他们谈论的课题和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要产生相当的影响。
现在的情况是，为有教养读者写作的独立的知识分子渐渐消失了；的确，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以往常常为小刊物写作；但这些刊物，只要还有希望，都面向一个庞大的社群。“我们把艺术视为生活的一部分，”1917年，充满活力的文化月刊《七种艺术》的编辑在辞别社论上这么说，“艺术是经验和想象的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精神根源。”④投稿人都把自己视为男女文人，看重并追求一种简约的文体。他们为各地的知识分子及支持者写作；这些刊物规模虽然不大，毕竟是面向世界的。通过这些刊物，作家便可能得到一个受过教育的公众群，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一些小杂志上训练过以后，马克斯·伊斯门或德怀特·麦克唐纳或欧文·豪得以轻而易举地转向较大的刊物和公众。
今天，非学院派的知识分子是处于危险之中的一类人；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冲击严重地破坏了他们的环境。他们继续在文化界露面，因为他们掌握着公共话语。新的学院人士的人数虽然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他们没能拥有为公众熟悉的语言，所以局外人也很少知道他们。
学院派人士为专业刊物写作。同那些小杂志相比，专业刊物的读者相当有限。这不是一个发行的问题——事实上，那些专业期刊都有固定的读者群，其发行量要远远超过小规模的文学评论刊物——而是和一般公众的不同关系的问题。教授们共享一种专业术语和学科。他们聚集在年会上交流论文，于是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或艺术史家的著名是相对于同行而言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知识分子既然成了学院派人士，就没必要在公共读物上写文章了；他们不写，最终也就不能写了。
老一代知识分子以不可言喻的方式把知识传给了后代，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梦想和希望留给了后代，这种文化的传送带正遭遇威胁。更为宽泛的文化传播有赖于人数正在减少的老年知识分子，这些老年知识分子又没有接班人。年轻的知识分子被大学生涯完全占据了。他们的专业生涯成功之时，也就是公共文化逐渐贫乏衰落之日。
对消逝的知识分子的考察颇有讽刺意味：从公共生活中退离的知识分子大多是那些20世纪60年代的成年人——那会儿正是持续了近15年的动荡时期。这些群众运动的老手们过去经常把大学作为他们攻击的靶子，谴责他们的老师，并嘲笑过去的思想家，今天他们怎么会变得比老前辈更平静，干上大学教师这最严肃的职业呢？我不给出惟一的或简单的回答，然而，这个讥讽暗示着大规模的文化重建。到20世纪60年代时，大学从根本上囊括了一切知识性工作；一种在校园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显得不切实际。此后，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没离开过校园；还有人发现，除了学校就找不到别的去处。他们成了激进的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女权主义理论家，但算不上是公共知识分子。
我们是如何推断出一代知识分子的缺席呢？当然，没有人告诉我们。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想一想，就会发觉那里的确是一片空白。举出一组重要的、年轻的美国批评家、哲学家或历史学家，这也许靠不住；他们的名字都不响亮。然而，要说出“青年”知识分子的名字并不总是困难的。一度作家们、批评家们习惯于抱着成见探索新的一代人；他们可以提出新一代人的很多名字，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尽管对他们的德性却说法不一。今天，即使是一份最简洁的名单中也会出现许多空白：重要的年轻的批评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
可是回到50年代，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活跃的批评家，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玛丽·麦卡锡、菲利普·莱福、C·怀特·米尔斯、德怀特·麦克唐纳、莱昂内尔，特里林、大卫·里斯曼、欧文·豪、小亚瑟·施莱辛格、埃德蒙·威尔逊、路易斯·芒福德、马尔科姆·考利、锡德尼·胡克，还有其他无数的人。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朽著作：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的社会》、贝蒂·弗雷登的《女性的奥秘》、保罗·古德曼的《成长的荒诞》、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C·怀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威廉姆·H·怀特的《组织人》、以及麦克尔·哈林顿的《别样美国》。
我简单列举这些著作及其作者，是想说明两个震撼人心的事实：占领着当今的文化巅峰的还是这些著作和这些作者，很少有别的著作或作者进入这个巅峰。今天，25年过去了，我们还在继续倾听早在50年代就受到关注的那些知识分子诺曼·梅勒、丹尼尔·贝尔、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或高尔·维达尔给我们阐述的理论和思想。
当孤独的年轻知识分子出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联合起来向老一代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挑战，甚至没有人能对老辈作者的思想有所补充。他们通常露个面就销声匿迹了。一个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