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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杨金甫（振声）笑了，说：‘公超，你怎么尽吃菜？’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若悬河的徽因”在萧乾的绝笔文《才女林徽因》中也有生动传神的描绘：“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从文）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一部多么精彩的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萧乾阅人多矣，能使他折服的才女又有几个？在哲学教授金岳霖的笔下，才女林徽因的素描则颇具诙谐意味：“她是全身都浸泡在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刻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然而，林徽因锋头太劲，总会遭嫉，冰心便曾写过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去讽刺她，对此，林徽因一笑置之。在高级知识分子密聚的沙龙里，林徽因能在其中唱主角，若非妙语连珠，见解独到，谁会受得了她？谁还会以身处其客厅为荣为快？
三、学术良知
林徽因选择中国古代建筑学作为专业方向，文学创作退居其次，仅仅作为副业，只是偶尔露峥嵘。尽管她有不凡的才识，却疏于动笔，基本上是述而不作，虽曾涉猎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等多种文学体裁，留下的作品却少而又少，只能算是一位相当歉收的作家。她长才未展，不用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损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遗憾。林徽因早年患有肺疾，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病情不断加剧，最终恶化为肺结核，这在当年属于不治之症。她病体支离，却还要陪着梁思成翻山越岭到处寻访古建筑，在五台山佛光寺落满灰尘和蛛网的屋梁上，林徽因发现了中国迄今保存得最完好的古木结构的建筑，年月为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还幸运地找到那位女施主宁公遇的雕像，这是林徽因一生最感到自豪的事情。她与梁思成常去深山野地寻访那些古桥、古堡、古寺、古楼、古塔，透过岁月的积尘，勘定其年月，揣摩其结构，计算其尺寸，然后绘图，照相，归档，有条不紊。他们明知在战乱岁月人命唯浅（1937年11月，她在长沙时，就险些被日本人的炸弹炸成碎片），建筑学的研究只是不急之务，但作为专家学者，他们念兹在兹，乐此不疲。在李庄时，林徽因常把莎剧《汉姆莱特》里那句著名的台词挂在嘴上：“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逗得大家开心一笑，他们很自然地将这句台词的意思理解为：“研究还是不研究，那是一个问题！”林徽因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是梁启超的儿媳妇，却能放弃小康安定的生活，甘于贫苦，为自己热爱的事业与梁思成四处颠连奔波，难怪他们的朋友、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亲眼见过他们在川西小镇李庄的苦况之后，曾深为感慨地说：“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最难得的也许是他们此时还保持着“倔强的幽默感”，像一棵树在寒冬中固守着最后那片绿叶。且看林徽因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两封信中十分传神的片断，前一封写于1940年11月，里面讲到哲学教授金岳霖的战时生活，可怜又可笑：
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又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后一封信写于1941年8月，林徽因写信时眼见大队日军轰炸机从李庄上空飞过。
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家务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辗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能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信后有金岳霖的附笔：
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会把他们两个搞混。
这封信的结尾处当然也少不了梁思成的结案陈辞：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铁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从我下面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三人分别自比为“车站”（梁思成）、“站长”（林徽因）和“过客”（金岳霖），调侃对方也调侃自己。梁思成早年（1923年）因车祸脊椎受伤，落下残疾，对此他本人毫不避讳，自嘲时显示出建筑学家的当行特色。在消极厌世的情绪四处弥漫的战乱时期，幽默的确是他们精神赖以存活的最后一把救命粮草。
梁思成的学术良知曾让他强捺国仇家恨，谏止美军轰炸日本古都奈良，保住了唐初东渡扶桑的高僧鉴真主持设计的唐招提寺等大量日本国宝级建筑群；其学术良知也顺延到1949年以后，那时新政府对北京古城改造正亟，作为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的教授，他和林徽因面对的却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而且瞎指挥的局面。“我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梁思成语），而这个烦恼是无计可消除的。他们奔走呼吁，郑重建议北京市政府保留古城墙古门楼，指出一旦将它们毁弃，便永难恢复原貌。梁思成还别出心裁，设计出一套将古城墙改造为公园的可行性方案，真是用心良苦。然而，“五百年古城墙，包括那被多少诗人画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母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然而，据理的争辩也罢，激烈的抗议也罢，苦苦的哀求也罢，统统无济于事。”（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一次，林徽因出席文化部的酒宴，巧恰与清华大学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同桌，她竟然抹下面子，当众指责身为历史学家和政府高官的吴晗保护古城墙不力，弄得对方尴尬不已。
1955年，林徽因病逝于北京，刚刚51岁，她似乎有先见之明，逃过了身后的两次大劫（“反右”和“文革”）。人间何世，这竟然要算作她无上的幸运！林徽因是有名的“刀子嘴豆腐心”，言语十分直率。有一次，她见某位学生的素描画得不成形，评语脱口而出：“这简直不是人画的！”气得该生立马就转了系。李健吾给她作的评语是：“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仇敌。”（《林徽因》）试想，她这样的火爆性子，岂肯在人前低声下气，委曲求全？又岂能在乱世韬光养晦，草间偷活？再说，林徽因的病体也经受不起疾风暴雨的摧残，何况她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大批大批自己热爱的古建筑被以种种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推倒拆毁，尸骨无存；看着梁思成被迫表态，竟写出“十年教诲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这样的歪诗；看着他头顶官方强加的“复古主义”的罪名，在大批判会上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痛加贬低，贬低到一文不值；更痛心的是，她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名字被画上一把大大的红叉。回忆当年，梁思成先生的续弦林洙女士写道：“天啊！我无法形容我所爱的这位正直的学者所爆发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屈辱与羞愧的神情。我想，现在即使以恢复我的青春为补偿，让我再看一次他当时的眼光，我也会坚决地说‘不’！”我想，假若林徽因活着，她是宁肯捐弃生命，也不愿看到这一幕的。面对纷至沓来的人祸，林徽因怎能默尔而息？又怎能不默尔而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