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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亭满脸无奈，自恨命运不济，欲待再辩，可蒋总统早已独自离开了。
杜光亭只好收起行装，奔赴沈阳。可刚到沈阳，就受到致命一击：长春陷落！
蒋总统担心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辽沈战役刚一打响，蒋总统就曾电令困守长春的郑桂庭要相机撤退，向沈阳靠拢。
然而，退出长春谈何容易？
自1948年5月30日起，东野的林司令员屯兵长春，令李天佑一纵和黄永胜六纵把偌大一座长春城早已围个水泄不通。6月15日，林司令员初战吃力，决意挥师南下，继而对围困长春做了重新部署，令肖劲光和肖华全面负责，改派钟伟十二纵的34、35师和黄永胜六纵的18师担负具体封锁任务。
郑桂庭带着新7军和60军被困城中，处境日益艰难。
锦州之战打响不久，长春外围的六纵、十二纵也奉命开往开原前线。长春围城的任务转交到了刚成立不久的六个独立师手中。
“这是天赐良机，成功与否，在此一举！”郑桂庭见长春周围的正规军纷纷撤离，突率军于10月4日起，连续发起两次突围，经过三天多的激战，突围部队先后被打回城中。
郑桂庭黯然神伤：此时的长春，飞机不能降落，步兵不能突围，内外联系中断，真正成了一座死城。
城是死的，人却是活的。这么多的活人，粮食从何而来？
为了保证军队的供给，郑桂庭在解放军围城之初就颁布了《战时长春粮食管制办法》。全面进行市区人口普查和余粮登记，规定市民只准自留3个月的口粮，其余的按价卖给市政府以供军需。居民粮食被征缴一空。一些奸商乘机勾结不法军人囤积居奇，导致粮价暴涨。从6月至9月，粮价整整上涨了700倍，且有价无市。
国军空军的飞机日日出动，靠空投来维持这座城市的喘息。可到了7月以后，解放军配备了高射炮火，控制了长春上空，国军执行空投任务的飞机再也不敢低飞慢飞，只能在离地2；000米以上的高空乱投一气，然后仓皇逃离。空投物资常常随3飘落在城外的阵地上。大米、四川榨菜、猪肉或牛肉罐头，经常成为围城战士的额外美味。
越是物资稀少越是容易发生争端。进入秋季以后，西北3增多，长春空投的物资随3飘落在60军防区的比落在新7军防区的机会增大，两军因此经常发生冲突、械斗。郑桂庭早就下达命令：凡收集的空投粮食，一律交兵团仓库集存，而后统筹分配。但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会将到了手的粮食再交出去？甚至每当空投飞机到来时，有些部队便立即烧火，粮食落到附近马上捡来倒进锅里，待收集者赶来时，生米已煮成了熟饭。
但缺粮的不仅仅是长春，东北的每一座孤城都缺粮。秋深了，而来长春的飞机也越来越少了，空投由数日一次变为基本停止。国军的存粮日趋减少。部队由过去的每人每天一斤粮减到半斤、四两，最后连二两粮也难以分到。
各种矛盾越来越多地浮出了水面。新7军因为是嫡系部队，而且久驻长春，以前就存有大量储备。60军却是当初曾军长带着从吉林撤进来的，毫无根基，粮荒严重。所以，虽然两军同驻市内，但给养供应却有着明显的差别。60军大米与高粱米供应各半，后来则全是高粱米，到最后大部为黄豆，少量高粱米，数量也减少了一半。而新7军却吃的全是大米白面。60军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一些杂牌军、地方武装更是牢骚满腹。有些甚至乘机出城投降。仅从6月25日至9月底，城外解放军就接收了国军投诚官兵13；500余人，约占长春守军总人数的17。
长春城内军心动荡，投诚之3四起。这股3从地方武装吹到正规部队，从下层士兵吹到高级军官。
60军的高层也在这股3中动摇了。
9月22日晚，长春中长路理事会大楼，第60军军部，曾军长办公室。
星星点点，长空欲坠。东北的深秋夜已有一丝凉意，夜的长春显得更加悲凉。曾泽生从收音机里得知驻守济南的吴军长率部起义的消息，大为震动，心想长春的命运真正到了重新选择的十字路口。
曾军长和第60军到长春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第60军兵员严重不足，装备又差，而最重要的是吃饭问题，如何保住活命。如果连命都保不住，还奢谈什么打仗？
天气渐渐冷起来，冬装粮*皆无，陷入从未遇到过的苦境，似恶战连绵。曾军长寒心彻骨，满眼怒火。他每天倾听着这汹涌的苦难，觉得自己的心像腌泡在苦海里。
决定东北国共命运的战略决战已经拉开序幕，长春更加孤悬暴露，陆路、空中交通完全中断，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死城，宛如3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会为汹涌的波涛所吞没。
作为第60军最高指挥官，有着云南讲武堂和黄埔军校双重经历的曾军长的性格十分矛盾：既有“惟蒋是国”的正统观念，又有较浓厚的地方观念；既对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腐败深表不满，又将思想较为进步的军官视为不可靠分子，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旧军人。60军来自云南，原是“云南王”龙主席的部队，1946年被蒋总统调到东北。因其不属于嫡系部队，处处受到歧视。
随着锦州外围作战开始，长春也已在东北解放军决战的掌心。
曾泽生当然不知道这一计划，但凭几十年的作战经验，凭对交战两军的观察和分析，曾军长似乎预感到什么。
第60军何去何从？
曾军长经过多日的思想斗争，决定把手下的182师师长白肇学和暂编21师师长陇耀找来做初步的商量。
可人都到齐了，曾军长却突然犯起难来，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开口说起。他给每个人递了一支烟，自己却陷入沉思。
白肇学感到军长有难言之隐，当即表示：“我们共事多年，平日推心置腹，有何难事我们可以共同商量解决嘛。”
曾军长这才缓缓地说出：“就是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过去我们也谈过，现在请你们来，就是想要商量决定究竟怎么办？”
陇耀意识到曾军长既然主动约见大家可能已下定决心，紧接着说：“还商议什么，军座怎么决定就怎么办！”
白肇学低头不G，又说：“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还是大家商量决定才好。”
曾军长于是详细分析了形势和部队的危险处境，说：“现在，突围和坚守都是死路一条，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率部起义！”
陇耀一听到“率部起义”，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我早想军座会这样决定的。我们60军这些年受它们南京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唉！”叹气的是白肇学，“我少年从军，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却一直是自相残杀。我早就厌倦战争了，我们可以起义出城，然后放下武器，解甲归田。”
曾军长见两人都同意反蒋，终于放下心来。相互间又进一步交流了意见。时间转眼到了23日凌晨的3点钟。他要厨房搞了点“夜宵”，吃完之后才把两位老部下送走。
白肇学回到家里毫无睡意，坐在沙发上苦苦地想了一夜。
他想起1924年孙中山先生倡导新三民主义，改组GMD，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在中国GCD的帮助下掀起了大革命浪潮。当时自己在广东滇军干部学校学习，学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亲自介绍自己加入中国GMD。
他想到滇军前辈在蔡锷将军领导下讨袁护国的光荣传统，想到第60军在徐州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赢得了各界的尊敬和赞扬。
他还想到，潘朔端将军托人给自己捎信，说GCD坚持“爱国一家，不分先后，既往不咎，量才录用”的政策，要自己认清形势，作出明智的抉择。是啊，张冲和潘朔端原来在滇军中也身居高位，人家不计前嫌，委以重任。而蒋某人失道寡助，众叛亲离，自己不能再替他卖命了。”
想到蒋总统和国军，白肇学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在东北，蒋总统和国军已是臭名远扬，东北老百姓称南京政权为“二满洲”，还编了一首流行很广的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白天要劳工，夜晚要姑娘，民脂民膏搜刮光，够呛够呛真够呛广”。
蒋总统在内战初期曾夸下海口，要在一年内消灭东北G军。可是，现在快两年了，解放军越打越强，而国军却整团整师地被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