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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星期天,天气晴朗,也没有轰炸。韩先生说:“日本人不喜欢星期天来。”原因何在,他也不知道。“也许他们要休息吧。”这使我想起了我们以前在天津的买办雍先生。这个人懒得很,只在写每天的日记时,写上他拜访了哪些客户,参与了哪些买卖。每个星期天,他都以一贯的尖刻写道:“今天是星期天,休假。整整一天无生意可做!”
中国人目前都很悲观,人人都撇着嘴,踱来踱去。这当然可以理解。形势简直糟糕透了。上海的电台报道说,日本人清除了南市附近的水栅(即江上用来阻止船只通行的障碍物),正开着战舰逆流而上。他们对付了第一个水栅,可能也会用同样的办法对付第二个、第三个水栅。我心里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妻子把这称作下意识):日本人有一天会开着他们的战舰出现在下关的。对于舰上的大炮,我这个汉堡人心里充满了敬畏。
里贝本来想今天早上去汉口,却没有走成。除了怡和洋行船上的“甲板间”以外,再没有其他位子了。本来也想买船票的哈普罗公司是这么说的。一位哈普罗公司的人打算同日搭乘这艘船,而他认为“甲板间”不够体面。我要是他,就接受“甲板间”,然后坐进一等舱,等着船长或大副来妥善安排我。英国人对待欧洲人总是彬彬有礼的。
11月15日
秋天的天气,晴朗宜人,仿佛天空里在酝酿着什么,今天我们一定有客来访。中午时分,天空布满薄云,是理想的航空天候。然而一切仍旧静悄悄的,直到下午2时警报响起。10分钟以后,发出第二次警报。2时30分,出现了6架日本飞机。它们遭到了高射炮的猛烈轰击,但是没有被击中。城南肯定还有其他的轰炸机在轰炸,因为听见那边传来机关枪开火的声音,以及大约15枚炸弹落地的声音。3时15分,警报解除了。大使馆参赞菲舍尔来访。他想买一部“库特沃”号船上用的无线短波电台,却买不到。德国德律风根公司可以提供,但是要等3个星期。他请我问一下交通部,能否出让给他们一部这种类型的电台。这种做法毫无希望,不过我答应尽力办。我立刻被拒绝了。
在交通部里,我确信政府正在准备撤离南京。交通部的走廊上、办公室里放满了皮箱和木箱。人们打算迁到扬子江上游的长沙去。我去了铁道部,那儿的一个杂工偷偷告诉我说,铁道部明天也要装箱打包。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已经到了昆山附近,离苏州大约30里路。有几个人断定日本人已经越过了苏州。但是,这不是真的。上海电台播音员证实了有关昆山的消息。我拜访了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和夫人,一起喝了茶。在那儿遇见了从太原来的施佩曼将军。“库特沃”号可能会先把妇女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送到汉口,再回到这里接大使馆剩下的人员。“中国政府一逃走,大使馆就得撤离。”他们这么告诉我说。否则,就留在敌占区了。正当我考虑自己留在哪儿的时候,施罗德博士夫人和她丈夫来了。我大吃一惊。偏偏在这种危急时刻,施罗德夫人从汉口回到了这里。她说,她要接她丈夫走。还说要带我走!天哪,求求你了!!
11月16日
雨天,没有空中来客。但是我心情不好,南京很沉闷,跟暴风雨来临前一样。佣人们挨了骂,因为下雨的时候,他们没有把防空洞遮盖好。要是我自己不事事操心,就没有人动弹。他们都像做了催眠术,也像蛇笼里的老鼠。远洋公司也挨了骂,因为他们拆掉了房子里的一根水管,拆坏了一个洗手盆,弄丢或偷走了一个门闩。后来,我的心情渐渐地好多了!我和默勒(里贝感冒了,躺在床上)开车从哈普罗公司去太古洋行,给他和里贝预订11月20日从这里开往汉口的“武陵”(音译)号船票。所有的客舱都预订满了,结果我们只能预订散席票。不太好,可是路上说几句好话,也许他们还能在船舱里找到铺位。最重要的是,他们能离开南京了。
如同我在大使馆里听说的一样,“库特沃”不打算把妇女们先送到汉口了。人们已经估计到了几天以后局势的变化,即南京失陷。所以要妇女们11月18日带着行李上船,然后在下关附近的船上等候消息,看看中国人是否封锁去汉口的水路。如果封锁,运送德国人的轮船就不开往汉口,而开往上海。整整一天,我都下定决心在这里坚持到底。这时候却听说,溃退的中国军队在苏州大肆抢劫。这使我产生了顾虑。再说,人们认为,即使日本战舰从江面上用大炮轰击这座城市,南京也是会抗击日益逼近的日本人的。那可太可怕了!话又说回来,这么多依靠着我的中国人怎么办呢??韩先生又预支了工资。他原来想快点儿把妻子和孩子经过济南送到青岛,他在那儿有朋友。现在他听说这条路不通了。济南前方的一座铁路桥(在泺口?)被中国人炸毁了,为的是给日本人前进制造困难。我早看到了这一步,可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我。照此下去,日本人会到达离黄河不远的地方或者黄河岸边。那时韩先生也许不得不把他的家人也送往汉口。他现在还在等一家关系亲密的朋友,让他们陪着他的家人同行。但愿他不要犹豫得太久。
从上海来了一大堆邮件,注明的日期是11月6日~10日,还有11月10日~12日的报纸。
礼和洋行的费舍尔先生坐船途经运河等河道从上海回来了。他说瓦茨尔先生这几天去欧洲出差,却把他的妻子和孩子留在这里。还真有胆大的人。不是胆大又是什么呢?
刚才我的朋友王先生和他妻子来了。他是军事通讯学校的工程师,妻子是奥地利人。他俩想上“库特沃”。我请示了大使,遭到拒绝。妻子可以上船,但丈夫,跟每个中国人一样,不允许上船。而妻子不愿意丢下她丈夫不管。我劝他们立即(尽可能当天晚上)去汉口。他俩伤心地走了。“库特沃”号只有50个卧铺,但却要用来安置112名可能上船的德国人。
11月17日
还是雨天,我们很欢迎。我们现在真的不需要炸弹了,这里已乱成了一团。整个夜间大街上熙熙攘攘,汽车一辆接一辆,卡车甚至还有坦克一起缓慢而又沉重地、隆隆地向前开。政府的大迁移开始了。听说中国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先生已经走了。我为韩先生一家担心。他们必须离开,而且要尽快。从上海来了很多迟到的信件,也有钢铁联合公司的电报,都是五六天以前的。现在关注任何一个项目都毫无意义。找不到一个人谈生意,所有的人都在收拾行装,最后连我也不例外!我自己编写的书已经包装完毕。现在轮到衣服了,然后是银器(多好听啊),剩下的几件很快装箱,然后在箱子上贴上我的地址。我从银行取了钱,因为有人劝我带现金。反正银行也要关门了。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收到了德国救援委员会的通知(1937年11月16日第一号),其中第五条写道:每家只准带一个佣人上“库特沃”。我读到这一条时,决定把韩先生当作我的佣人偷偷带上去。王工程师又来了,他想向我借钱,遭到婉言谢绝。几个月前,他送他的岳母和小姨子回家时,才从我们这儿借了钱,这笔钱还没有归还。我把救援委员会的通知拿给他看,劝他以他妻子“佣人”的身份登上“库特沃”。他马上明白了这个暗示,满意地走了。这样,他既省了钱,又和他妻子一起同时得到了妥善安置。
他刚走,埃拉·高太太(高将军的妻子,德国籍)和她女儿(将军第一个妻子所生,中国籍)来了。两位女士前不久刚从北平来,以为这里一切很安全。幻想!不过两个人看起来已经了解了情况,她们表示必要(?)时要上“库特沃”,好像以为别人肯定不会拒绝她们,我看可能也不会拒绝。她们来是请我帮助她们看管这里房子的,万一日本人来了的话,我当然一口答应。可怜的拉贝还能派什么用场呢?!特劳特曼夫人像往常一样无比客气、亲切,一千次地请求原谅她的打扰,她问我们这座城市是不是真的有220伏交流电。“是的,阁下,我们有!”是什么使可怜的大使夫人感到那么烦恼,大使馆总不可能去买一台涡轮机吧。原来她担心的只是一台无线电收音机,特劳特曼博士阁下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