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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属于他的收入。然而，根据其他人认为他所应得者来确定一个人的报酬的原则，却无法适用于那些根据自己意志主动行事的人。
4．当被雇佣者这一多数决定立法和政策时，相关条件就将趋向于应合此一多数的标准，同时也会渐趋不利于独立者。结果，被雇佣者的地位将会渐渐变得更具吸引力，而且其相对力量也会变得更为强大。我们甚至可以说，大组织在今天胜出小组织的许多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些政策的结果，因为这些政策使得被雇佣者的地位对许多原本有可能旨在独立经营业务的人士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
无论人们怎样说，有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即被雇佣不仅变成了人口之多数的实际地位，而且也成了他们更倾向于的地位；这是因为他们发现被雇佣者的地位能够满足他们的主要欲求：获得足够支付日常开支的稳定且确定的收入、工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自动和稳步的增加、而且能够在步入老龄时得到一定的养老金他们因此而摆脱了一些对经济生活的责任；进而，他们亦就相当自然而然地认为，因雇主组织的失败或衰败而导致的经济上的灾祸，显而易见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别人的问题。这样，对于那些他们虽然一无所知但其生活却又依附于其上的经济管理活动，他们希望拥有某种较高的监督权力对之进行监督，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此一阶级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中，社会正义的观念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适应此一阶级的需求的工具。这种情形不仅适用于立法，而且也适用于制度安排和商业惯例。税收制度也渐渐以收入概念为基础，而这个概念所反映的正是被雇佣者的根本利益。类似于家长照顾孩子的那类社会服务，也几乎完全是根据被雇佣者的要求来确定的。甚至消费者信贷的方式和标准，也首先是适应于他们的要求而确立起来的。所有涉及作为谋生手段之一的对资本的占有及运用的问题，亦渐渐被视作为一小部分特权人士的特殊利益，而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多数居然可以正当地对之加以鄙视。
对于美国人来讲，上文所描绘的图景似乎有些夸张，但对于欧洲人来说，此一图景中的主要面相则实在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了。一旦公务人员成为被雇佣者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群体，而且他们所享有的特殊权利也被作为一个权利问题而为所有其他的被雇佣者所要求，那么一般而言，趋向于上述图景那个方向的发展就会加速。公务人员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包括公务人员终身任职的权利以及按年限自动增加工资的权利，由于被认为并不是为了公务人员的利益所设，而是为了整个公众的利益所设，所以亦就趋向于被扩展到公务人员群体之外的人士。再者，在大型组织中，个人服务的具体价值的确难以确定，因而必须根据某些确定的品行尺度而非其实际服务的结果来支付报酬，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从某些方面来看，政府行政机构中的情况更是如此。在政府机构中通行的这些标准，会通过公务人员对立法的影响以及对那些迎合被雇佣者的需求的新制度安排的影响，趋向于在更大的范围中被适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欧洲国家，由新社会服务所催生的科层制度已成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因素，它既是“需求与品行”（need and merit）这一新观念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落实这个新观念的工具：人们的生活也因此日益受制于根据这一新观念而形成的种种标准。
5．实际上，被雇佣机会之多样性的存在，在根本上取决于独立的个人的存在，因为正是这些独立的个人在积极主动地不断地创建或改组其组织、确定或改变这些组织的方向。初看上去，被雇佣机会的多样性，似乎也可以由无数为领薪经理管理并为众多股东拥有股权的企业所提供，因此具有殷实财产的人士也就可以成为一种多余。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这种类型的企业可以适应于业已确立的产业，然而，如果没有新组织的创建以应对具有风险的新事业（在这些领域，有能力承受风险的有财产的个人仍是不可被替代的），那么竞争的状况就不可能得到维护，而且整个企业结构的僵化也只能是势所必趋。个人决策优于集体决策，不仅只适用于新的风险事业的开创之一方面，而且还在于：不论董事会的集体智慧在大多数情形中有多少上乘表现，即使是规模庞大且地位巩固的企业所获得的杰出成就，也常常是由于某个通过对巨大资产的控制而获得独立地位及影响力的个人的贡献所致。需要指出的是，不论企业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模糊了经营管理企业的所有者与被雇佣者之间的区别，为消费者和被雇佣者提供了足够的选择从而使任何组织都不可能行使强制性权力的整个独立企业的系统，却依旧是以财产私有权和个人决定资源使用的权利为其前提条件的。
6．然而，拥有殷实财产的私人所有者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存在乃是维护竞争性企业结构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实际上，当拥有独立资产的人，不只是用其资本追求物质利益，而且也将其资本用来实现那些并不带来物质利益回报的目的的时候，他们在自由社会中会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任何文明的社会中，拥有独立资产的人士所具有的责无旁贷的作用，不仅是要维护竞争性市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支持市场机制所不能充分考虑到的目标。
尽管市场机制是确保提供那些能够予以标价的服务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市场机制所不可能提供的极为重要的其他类型的服务，因为这些服务不能出售给个别的受益者。经济学家常常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即只有那些能使公众付钱的东西才是有用的；当然，经济学家也论及了一些例外情况，但只是作为主张国家在市场不能提供所欲求的东西的场合下应当介入的理由而提出的。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市场所存在的一些局限为主张政府采取某些行动提供了正当的理由，然而市场的这些局限却切切实实不能证明以下论辩为正当：即只有国家应当有能力提供这些服务。我们不仅应当承认存在着市场所不能满足的需求，而且还应当明确指出，政府绝不应当是唯一有能力提供不具物质回报的服务的机构，而且在此一领域也不应当有垄断，相反，应当允许尽可能多的独立的个人或组织运用其各自的能力去满足这些需求。
那些能够从经济上支持其信念的个人或群体，如能在文化娱乐活动、艺术活动、教育及研究、自然环境保护及历史文物保护等领域，尤其是在传播政治上的、道德上的及宗教上的新观念的领域中处于领导地位，可以说极其重要。如果少数观点想获得机会成为多数观点，那么其必要条件就不仅是那些已经得到多数高度评价的人士能够发起行动，而且还需要各种不同意见和情趣的代表人物能够以投入其资产及精力的方式来支持那些尚未被多数所赞同的理想。
如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确定这样一种群体，那么我们就有很充分的理由主张：随意地从每百人中选出一人或者从每千人中选出一人，并赋予他们以足够的财力去追求他们自己选择的任何目的。既然大多数倾向和意见都通过代表得到了表达，而且每一种利益也都给予了表达的机会，那么让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即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以一种从反向角度来看会有益于社会的方式使用这种机会，就完全值得一试。通过遗产继承的方式进行选择（在我们的社会中，事实上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至少具有下述优长（即使我们不考虑继承能力方面的可能性）：一是那些获得这种特殊机会的人通常都接受过如何运用这种机会的教育，二是他们的成长环境已使他们对物质财富太过熟悉，所以他们会因视这些物质财富为当然之物而不再将其看作令他们深感愉快的主要渊源。新兴暴发户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们通常会沉溺于其间的粗俗乐趣之中，而这些粗俗的乐趣对于遗产继承者来讲一般不会有多少吸引力。有人认为社会地位之提升的过程有时应当延长至数代人，如果这个论点是正确的，又如果我们承认一些人不必将其大部分精力用于谋生，而应当有时间和资产去追求他们自己选择的任何目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继承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