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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我们不像吴先生，可以拿港府的资助动员海内外学者共襄其事。我们都是自耕农，长年累月，一点一点地爬梳资料，一部书一部书地看。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既无“优渥”的资助，又因家累重，难得有外出的机会专门访书，只能利用开会，每到一处便跑图书馆访求，可以说成之甚艰。即如湖北省图书馆，我每出差，必去看书，最近的一次是看徐增的《九诰堂集》抄本。粗粗浏览，用时一天半，阅览费加车费恰好200元，这还只是看诗话作者的集子，不是看诗话本身。这样的辛劳，非亲历过类似工作，绝对无法体会。我不敢承应负责大陆所藏全部诗话的提要，也是知难而退，宁愿自己慢慢地做。只因终局茫然无期，同时也因手边做的清代诗学研究难以结项，这才将《清诗话考》付梓，以塞本院业绩考核之责。就像自序所说的：“鉴于清诗话收藏星散，访求困难，自己十多年造次于斯，颠沛于斯，不过寓目半数，所余半数愈非唾手可及，什么时候能尽数毕览，竟茫茫无期。2006年春夏之交，因‘非典’蛰居不出，将历年所积资料整理一过，编成这部《清诗话考》……毕竟是十多年奔走爬梳之劳，虽非完璧，但能尽早为学界提供一些清代诗学文献的线索，贡献一些初步研究成果，在作者还是感到莫大的快慰和振奋。”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管是谁做出的成果，总有助于学术。本来，从编纂《清代诗话考索》的角度说，有局部的阶段性成果出版，尤其是像我和张寅彭这样摸索十多年的著作，包含大量的独创性成果，足资参考、完善集成性的《考索》，如果是我会感到庆幸的。但吴先生的态度不是这样，他丝毫不提《清诗话考》在资料考订上的大量成果，毛举一二疏忽不周之处大做文章。甚至连索引中可能是工作疲劳中误入的《本事诗》作者孟檗的名字，都要用惊叹号来强调，仿佛我这个研究唐诗起家的人竟然连孟檗是唐人也不知道。这除了显出吴先生对同行成果的敌视，必欲骂倒而后快，还能说明什么呢？
前辈学者余嘉锡先生著《四库提要辨证》，自序说：“余治此有年，每读一书，未尝不小心以玩其辞意，平情以察其是非，至于搜集证据，推勘事实，虽细如牛毛，密若秋荼，所不敢忽。必权衡审慎而后笔之于书，一得之愚，或有足为纪氏诤友者。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辨证也易。何者？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且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泱也。”我不敢说，我与吴先生易地而处，也会有同样的结果。但这却是任何一个学人对他人著作、对批评应有的襟怀和气量。吴先生主编的《清代诗话知见录》也有不少可议处，比如香港地区藏书部，按大陆藏书全部列出书名，再在香港有藏本的书下添注香港藏本，以致香港藏书的篇幅几与大陆相埒，这岂非很滑稽？王尔铭《云史日记》我们三个人的书目都收入，我和张寅彭都看过该书，而吴先生却加个按语：“此书是否诗话，待考。”这是不是又有自作聪明之嫌？若让我罗织其中的问题，光是编纂方面的，随便也可以举个若干条。确实也有人发现问题，并约我写书评。我回答：“你说是有这部书好，还是没这部书好？”他说当然还是有这部书方便，我说“那不就得了”。
庄子有言：“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想必是我提到吴先生《知见录》时，个别结论因记忆不确，致吴先生见愠，以至文中不无溢恶之言，我也不敢说自己没有怒语，毕竟我们都不是圣人。但本文的目的只有一个，想澄清一点事实，还学术一个公正。因为吴先生的批评已涉及对一个学者基本的学术品格和胸襟的判断，尽管吴先生谊属前辈，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做出回应。本文如有开罪吴先生之处，我也不辞其咎。既然学术是天下之公器，时间和学术本身自然会有公论的。
社会共生
张桂华
（一）
在中国社会经历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关系和城乡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在经济昂首前行的同时，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结构需要调整，关系需要理顺，而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这一现实需求的集中反映，既是执政党意志，更是包括各阶层广大民众的普遍心愿，显然，这也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本保障。
建设和谐社会是一篇大文章，一项大工程。无庸置疑，政府的立法是主体，需要将它细化、具体化为各项公共政策，通过行政体制从上往下地加以贯彻执行。除此之外，还需要理论前导和系统设计，需要上下认识一致尤其是底层民众的认同。“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初期的选择，但在矛盾错综复杂、变数繁多的今日，任何缺乏理论指导的率性而为，都可能导致所无法承担的社会成本。
或许习惯成自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思维定势，从目前来看，许多围绕这篇大文章的做法，都类似于替身思考，把文章往下做、往细做、往政策咨询的思路上做，往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上做。很清楚，这是软科学争取课题获得经费的捷径，是上有所好下必从焉的结果。这没有什么不好，也确实为各级政府所需要。但相形之下，这样的大文章却少有人往上做，往深处做，往宏观往哲学上做。建设和谐社会，既需要各方面各层次的政策制定和贯彻落实，需要细化、说明和可操作，需要无数实际的也易见成效的工作，但同样也需要宏观把握，需要哲学的建构，需要系统性的阐述和解说。
尽管少有人做，却总是有人在做，胡守钧提出“社会共生论”，撰写《社会共生论》专著，意图即在于建立这样一种哲学，一种和谐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