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捡棺木的公社社员中，裕陵村农民××收获最大。棺木扔下宝城时，他正和老婆在陵墙外的山坡上劳动。他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好木料，于是立即行动，和老婆一起将宽大厚实的金丝楠木板一块块连拖带拉弄到自己地里。其他人在他的启示下，这才开始了行动。
××把木板拉到家中，立即找人做成了两个躺柜，端端正正地摆在堂屋里。村人有的羡慕他发了一笔横财，有的则不无忌妒地警告说：“皇帝的东西不是随便可以用的，要是没那福份，消受不起，还会搭上性命……”
这些话，××没放在心上，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悲剧真的发生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和老婆带着满身泥水收工回家时，突然发现四个孩子不见了。他老婆的心“怦怦”直跳，冥冥中一种不祥的预感似乎在催促着她，顾不上做饭，便急忙院内院外四处寻找呼喊。当夫妻俩转了一圈重新回到屋里时，蓦然发现躺柜边放着四双小鞋。俩人只觉头部“嗡”的一声炸响，迅速打开柜盖，只见4个孩子相互挤压着，早已气绝身亡。孩子们的手指根部渗出了血渍，柜壁布满了抓过的痕迹。
警车鸣叫着开进裕陵村，闪光灯在躺柜前“啪啪”闪烁。当地公安人员将4个孩子（3男1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女孩仅5岁）的死因作了详细分析后，得出“系缺氧憋死”的结论。
我们来到裕陵村××家中，见一位身材高的汉子站在院子中间，满头花白的头发遮掩着一张黑土似的脸，浓密的胡须像丛生的野草，呆滞的目光怔怔地望着我们，竟看不出表情上的变化。
当年那四个孩子死后，夫妻俩在短短的几年中又生了4个（这次是3女1男）。令人悲叹和困惑的是，他唯一的儿子高中毕业不久，未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却在一个静谧的深夜，趴在躺柜上神秘的死去。据说是因为用煤烧地坑，引起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我们走进屋里，一种恐怖、凄凉的情绪迷雾一样在心中升腾翻滚。潮湿阴暗的堂屋中，两个朱漆躺柜静静地依墙而卧，俨然两副棺椁，令人毛骨惊然。××的妹妹见哥哥无力解释孩子的死因，便主动上前掀开柜盖给我们讲述30年前那悲惨的一幕。她说：“在柜盖和柜壁之间有一个铁挂钩，柜盖盖严后可以锁上，孩子们一定是钻进躺柜里打闹时，不料盖子自动落下，挂钩正好挂住。这样，任凭里边怎样叫喊挣扎，也只有死路一条。”
面对两个棺椁状的躺柜和近乎痴呆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念头涌上我们的心头：会不会因为这两个躺柜再生不测？当我们问××为什么不将躺柜扔掉，以免看着它伤心时，他似乎没有听懂我们的问话，木然地望着，没有回答。他的妹妹说：“好多人都劝他扔掉，说这柜子里附了鬼魂。我就不同意这点，这些迷信的说法不可信。我看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没有这个躺柜，5个孩子也不一定能保住……”
转了一圈又回到命上。不知她所说的“命”算不算迷信。
第二十章 结束语
阴霾散开，华夏初晴，《定陵发掘报告》历尽劫难而复生。面对定陵——一个浓缩的帝国，第一部打开的大明帝国的百科全书，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但愿我们冲出“怪圈”，构筑起民族文化的大厦，让五千年文明吉国再展雄风——
复生的希望
1989年8月21日，《北京晚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
明定陵考古历30年而完成
——一批发掘报告已开始陆续出版
30年前明定陵的发掘曾震动中外，今天，随着延迟了30年的明定陵发掘报告出版问世，十三陵将再次引起中外文化界的注目。目前，编制定陵发掘报告的工作已完毕，经文物出版社的努力，已有一部辑有136帧皇陵墓葬出土文物精品彩照的《定陵掇英》大型图册先行出版，其中还收有近40幅当年发掘现场的墓葬照片；内容包括近50万文字、380余幅墨线图的发掘学术报告《定陵》即将排印，于近期内出版……报告内容包括十三陵概况，定陵的营建、结构、形制，出土遗物的记录考证，以及几份有关的考古鉴定专题报告附录等。专家认为，定陵综合发掘学术报告的出版，将为我国的明史研究和考古专题研究提供极其丰富的基础材料。
遗憾！这一切，对为此付出心血乃至生命的夏鼐大师来说，无疑是来得太迟了，他永远无法见到了。
作为亲自指导定陵发掘的夏鼐大师，深知报告的撰写对于研究的重要性。如果一座陵墓或一处遗址，只将里面的器物或原貌呈现出来，不作任何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未能从中清晰地窥视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关系的风貌，那么，这考古发掘又有何益？
但是，当时正在干校劳动改造的夏鼐，纵有鸿鹄之志，也由不得他了。改造与学习是他的首要任务，尽管他对此越来越感到厌倦与困惑，痛苦甚至绝望，但依然别无选择地承受。
“林彪事件”之后，夏鼐重新返回工作岗位，主持中国考古研究所的工作。
1972年8月，越南考古学代表团访问中国，夏鼐负责接待。席间，越南代表问夏鼐：
“明定陵是贵国成立后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您是发掘的具体指导人。我国的胡志明主席曾去参观过这一伟大的发掘奇迹，不知现在发掘报告是否已出版？我们想带回去拜读。”
面对异国的同行的关心与要求，夏鼐的脸微微泛起一层红晕，以歉疚的，心情说道：“我们目前正在搞文化革命，发掘人员和指导者都忙于这项工作，定陵发掘报告还一时无暇顾及，等他日出版，一定请你们指教。”
越南代表微笑着点点头，表示理解，并对夏鼐亲切的话语和友好的态度感到满意。此时，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定陵发掘人员和指导者们的悲惨遭遇，更不会理解夏鼐心中的凄苦与面临的境况是何其艰难。
在这之后，夏鼐不断收到国内外考古专家和考古爱好者的来信，询问定陵发掘报告的情况。他先是认真地一一解释，随着信函的增多和询问者语言的尖刻，他感到解释已是徒劳，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写出发掘报告才是首要的。从此他对一切询问都只能表示沉默。
1976年12月6日，山西一位中学教师冒着刺骨的寒风，来到夏鼐的办公室。这位教师是考古爱好者，同时对《明史》有一定的研究。自定陵发掘的消息公布后，他就关注着报告的诞生，希望能从中得到教益。“文革”中他被打成“漏网右派”，送进农场劳动改造，但对考古的嗜好和《明史》的研究从未放弃。今天，他专程来到北京，向夏鼐大师请教《明史》中的疑难问题，并询问定陵发掘报告的情况。
相同的命运，相同的志向，夏鼐望着面前这位教师真诚的举动和渴求的眼神，沉寂的心潮再度翻滚开来。他感到自己不能沉默了。前方已经燃起希望之光，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必然要唤醒一个科学的春天。送走了中学教师，他开始酝酿发掘报告的撰写计划。
1977年10月，以夏鼐为团长的中国考古代表团访问伊朗，并参加伊朗考古学中心召开的伊朗考古学年会。会上，夏鼐作了关于《中国考古成果》的报告，当介绍到定陵发掘的情况时，与会代表开始提问：“夏鼐先生，定陵发掘报告是否已经在国内出版？”
“尚未出版。”夏鼐最担心的问题终于被提了出来，他只好硬着头皮照实回答。
“像这样伟大的发掘，20年不出学术报告，是否是你们的考古习惯？”问话变得刻薄起来。
“中国考古的习惯和世界各国几乎是一样的，定陵发掘报告之所以推迟出版日期，是由于我们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缘故，这应算作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夏鼐毫不犹豫地回答。
“中国‘文化大革命’我们只是从报刊电台上了解到点滴情况，请夏先生讲一下这革命的具体内容好吗？”
夏鼐心中一震。是啊，这“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把知识分子赶进牛棚？是把共和国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折磨致死？是将万历帝后的尸骨砸碎焚烧？……这一切，他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
面对一双双期待的眼睛，夏鼐以他的睿智机敏和超人的应变能力说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欢迎诸位到中国访问和了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定陵发掘报告不久就将出版问世，到时请诸位朋友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