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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着急地问：“总理，您看这长陵发掘的事？”
周恩来沉思片刻说道：“我对死人不感兴趣！”
也正因为这句话，明成祖朱棣才在他的陵寝里安睡至今。中国文化瑰宝又免遭一次劫难。巨人的抉择，是成祖皇帝亡魂的幸运，也是整个华夏民族的幸运。
宋庆龄、陈毅谈文化
1958年，莫斯科世界和平大会闭幕后，郭沫若、宋庆龄同机回国，在闲谈中郭沫若说：“定陵地下宫殿打开了，你不去看看？”
“怎么？地下还有宫殿？”宋庆龄问。
郭沫若把定陵发掘的前前后后告诉了她，引起了她的极大兴趣。
回到北京不久，在发掘委员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陪同下，宋庆龄来到定陵。
她缓缓地走下临时木梯，进入地下宫殿。全不顾腐霉气味、寒冷潮湿，一处一处、一殿一殿，看得特别仔细。她用双手抚摸着石墙石门，赞不绝口地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太伟大了！”
这时，她的大衣一角不慎沾染了石墙上一点水渍，随行的摄影记者侯波女士随手拿出手帕，想为她擦拭一下。
“不必擦了！在这文化殿堂里，我能沾染一点水泽，也算是幸运吧！”她微笑着，觉得到处是珍宝。
走出地宫，她兴致不减，又坐在木板房内看出土文物，听赵其昌讲述定陵历史、发掘过程和文物出土情况，还不时地提出一些文物的研究、考证问题。她问得很多，听得很仔细，赵其昌随口说：“万历皇帝建造了陵墓，他死了，把‘文化’留给了我们。”她不同意，微笑着摇摇头说：
“不！文化不仅仅属于我们，它高于民族，属于人类。”
临行前，她顺手拿出一枚世界和平大会的纪念章，别在赵其昌胸前，亲切地握着赵其昌的手：“你们很辛苦，为发掘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谢谢你们。”赵其昌挺直腰肢，深深地鞠了躬，说：“谢谢副主席的鼓励。”作为最高的奖赏，他把这枚金光熠熠的纪念章视为珍宝，珍藏至今。
十三陵水库建设高潮中，陈毅副总理带着外交部的官员，在水库紧张劳动之后也来到定陵。看完了出土文物、地下宫殿，和同事们围坐在柏树下的石条上休息。
夫人张茜递过一杯热茶，他一饮而尽，敞开衣襟，拖着浓厚的四川乡音对着大家高谈阔论起来。
“今天真高兴！我们看到了祖国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了它，祖国文化才更丰富。这里埋葬的已经不是皇帝老倌儿，而是文化！”他又喝了一杯热茶，站起身来，用敞开的衣襟扇着风，有些激动了。
“前几年，陕西要在丰镐遗址建砖窑、烧砖，被制止了。丰京镐京是周代文化的发祥地，文化遗址要烧砖，把祖宗文化烧光了，这怎么行？我们到哪里找祖先去？”
稍停一会，他又面对赵其昌说：“发掘定陵，这事我知道，我管文化，签过意见，我同意。你们这个工作队还不错，我看你们年龄都不大，科学发掘，时间不长，收获不小。再加把劲，抓紧研究、出书，搞陈列，让国内外宾客都来看，看看我们祖国灿烂的文化。”赵其昌汇报说：“出土文物正在整理、修复，研究、出书、陈列都要搞。建陈列室，经费稍嫌不足。”
陈毅沉思片刻，说：“宣扬祖国文化是大好事，我大力支持，赞成。外宾参观嘛！我看外交部可以补助些经费。”外交部的官员们表示同意。
“这样吧，今天说定，立字为证，拿笔来。”说完他接过一支笔，大笔一挥，写道：
为定陵建馆开放参观，外交部补助六万元。
陈毅
事后不久，外交部果然拨款六万元，补助建馆。
两个摄影师
地宫内清理文物，是发掘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极为艰巨、复杂。
考古程序要求，一件器物出土，既要详细地记录它本身的位置与上下层次和周围的关系，又要制图、拍照，以取得最重要的现场资料，作为研究工作最可靠的依据。
可以想象，那些殉葬品并不都保存完整。如果是一件已腐或半腐的战枪、甲胄等等，有关它的质地、尺寸、形式、装饰物等等，如果不能在现场弄清楚、记录明确，而是留下一笔糊涂帐，也就失去了发掘的意义。这不仅是工作队的失职，也可以说是对文化的亵渎或犯罪。正因如此，这一发掘与清理器物工作本身就是研究。它不仅要求广博的学识，更要求技术的配合，在目前，则更需要时间。
工作队把清理的工作时间定为每日至少十二小时。实际上，整日在黑暗的玄宫里不见天日，灯光如豆，分不清黑夜白天，已经没有什么时间概念了。
正忙得不可开交，又插入拍摄电影，一大群人来来往往，真是忙中添乱。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张庆鸿、摄影师沈杰带来了一支近20人的队伍，设备、器材，男男女女四卡车。特制的摄影机座搬入地宫，厂内仅有的三部发电车无法进入陵园，不得不安排在宝城外面的荒郊野外，而把成捆成捆的电线通入地宫，需要发电时，摇动电话呼叫。
年青的摄影师沈杰，性情爽朗，带着一股青春气息，和赵其昌一见如故。
“老赵，你等着看，我要用光的效果让中外人士看看皇陵！”
赵其昌毫不示弱，拍拍他的肩膀：“好哇！老兄，我等着呢。有一点不合格，我可敢砸了你的摄影机！”
为了不影响清理工作，摄影师和导演商议，把摄影时间全部放在夜晚进行。这一来可难住了赵其昌。他不得不把时间再次调整，12小时之外再加4个小时拍电影。午夜时分，全体队员再下地宫，把一天来的清理工作再作“重复表演”。这样，影片拍摄的仍旧是现场实况，但又不完全是实况。为了时间，也只能如此。
至于赵其昌本人，清理工作全部经手，一刻不离，夜间电影拍完，他还要整理一天的记录，核对图片，同导演一起编写解说词，安排明天的工作。天刚亮，沈杰又来拉他起床，不是爬陵后的大峪山，就是去陵园广场前踢足球。
电影拍摄很不顺利。深埋在地下的石头建筑内，潮湿的水气混杂着腐朽的霉味，再加上福尔马林与酒精的混合气体，本来就刺人鼻眼，十来盏炽热的摄影灯的烘烤，使地宫成了雾的世界，严重影响着影片的质量。只好拍拍停停，停停再拍，一盘胶片拍完，连夜送回厂里洗印车间看效果，效果不佳，必须重新拍摄。
制片厂的三辆发电车全部拉到定陵，厂里停产，厂长派人来要发电车。结果只得两头兼顾，白日里两部发电车回厂应急，夜晚再赶回定陵，车辆人员，日日夜夜，来往于北京与定陵之间，一连四个多月，影片终于完成。
放映两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地下宫殿》，不仅在国内放映引起了轰动，国外放映时，在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中，也赢得了一片喝彩声。
就在拍摄电影的同时，另一位摄影师也在默默地工作着。他就是工作队专门请来的刘德安，一位年近50的中年人。他不声不响，整日在地宫内奔忙，清理一件拍一件，清理一层拍一层。一层层一件件，日夜不断。
正常情况下，拍照并不困难。但是在地下宫殿这一特殊环境下，拍一张质量较好的照片，也确非易事。地宫潮湿，照相机进入地宫，镜箱镜头就沾满潮气露珠，必须先吹风、烘烤，使水汽散尽才能使用。发电机电力不足，灯光微弱，拍完一层，必须显示效果，否则，下一层清理工作不能进行。这就逼得刘德安将地宫殿内当作临时暗房，拍完一张便立即冲洗。一年多的时间，几千张照片就是这样完成的。
最困难的是拍摄地宫内部全景。赵其昌要求，必须将前殿到后殿、石门楼、墙壁、三口棺椁作为一个整体拍摄下来，既要显示殿堂的雄伟壮观，又要具有深邃的立体感，同时还不能出现电线、灯架的痕迹。刘德安整整用了一周的时间，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实验，调整角度、位置与灯光，终于拍下了殿内的全貌。神秘的殿堂，光洁的石门和墙壁，巨大的棺椁，都在照片上清晰地显示出来，达到了现实与艺术交融的完美境界。若干年后，这张珍贵的照片被选作发掘报告的封面，显示当时玄宫洞开时的独特风采。
1959年前后，正当纪录片《地下宫殿》轰动中外时，沈杰随同我国女子登山队拍纪录片，在海拔7200米的冰山上遇到暴风雪，他抱着机器坚持拍摄，不幸身负重伤，被截去全部脚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