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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不等场长说完，人群如同泄了气的皮球，骚动起来。有的人上前捡起几本资料看看，又愤怒地扔下。显然，这愤怒是冲场长来的。
“明明是个大活人，怎么说成是定时炸弹，是不是场领导的眼睛有毛病……”几个青年人在人群中游说，开始争取更多人的反击。
场长不再顾及大家的情绪，按照他的思维逻辑继续讲下去。
“不错，赵其昌是个大活人，也正是他活着，才成为埋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他想什么时候跳出来炸毁共产党的江山，就什么时候出来。大家说这不是定时炸弹又是什么。”他弯腰捡起几本定陵发掘资料，在空中抖动着：“大家不要小看这些东西，这上面全是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铁证。什么金锭50，银锭102，织锦161匹……赵其昌是典型的剥削阶级代言人，这些数字就是他准备反攻倒算的变天帐。他时刻想推翻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天下，这份变天帐充分地说明了他的狼子野心……”
场长讲完，由副场长叙述挖定时炸弹和变天帐的经过。副场长以他那出色的编故事的才能，使这偶然而平淡无奇的发现，变成了一个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侦探故事，栩栩如生的刻画，活灵活现的描绘，使他瞬间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众人无不为之瞠目。半年之后，曾有人以此为素材写了篇小说，题目叫《古墓捉鬼记》。
为表示同阶级敌人斗争的彻底性，场长命人将古墓捣毁，把赵其昌押进一间仓库看管起来，“变天帐”准备送交上级请功领赏……
也许是巧合，几天之后北京有信函到来，要赵其昌立刻回京，编写定陵发掘简报的下半部分，完成后仍回农场。信中特别注明，此次回京，不是编制定陵发掘的大报告，而是“简要报告”。赵其昌暂时离开了农场。
《定陵发掘简要报告》的上半部分，是他下放农场前夕，用了几个夜晚草成的，刊于1958年《考古通讯》第七期。而此次编写的“简要报告”，于1959年《考古》第七期刊出，都是第七期，又是一个巧合，时间却整整隔了一年，而且未署作者姓名，这在考古学史上实属少见。
半个月后“简报”写完，赵其昌返回农场，继续劳动改造。在以后十年的岁月里，他还要经受严酷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是注定了的。他辗转多处，颠沛流离，关牛棚，挨批斗，挖防空壕，烧砖、盖房等等，差不多经历了那个时代大多数有追求、有建树、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遭遇过的全部痛苦。
无尽的哀思
1969年底，赵其昌完成了他的改造课程，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
当他放下行李，来到吴晗家，想找恩师倾诉离愁别苦时，只见屋舍依旧，却已换了房主，吴晗、袁震均已谢世归天。赵其昌不禁泪如雨下。他怎么也想不到，刚刚六十岁的吴晗竟匆匆离去。他清楚地记得，吴晗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过：“等定陵发掘工作完成了，咱俩合作，写一本定陵研究的书，解决几个历史疑案。比如说万历抽鸦片的问题，关于传说他是瘸子的问题，以及明代的葬制、器物、帝后服制等问题……”想不到这一切都成为一个破碎的梦。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力主发掘明陵，但是一直没能、而且再也不能以定陵的发掘资料，写一篇研究文章了。他的惨死已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至少是中国史学界的悲哀，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赵其昌来到夏鼐的家，想向这位老师畅述自己今后的打算。可夏鼐大师住进牛棚不久就下放了。他又想起了郑振铎，这位当年曾经反对、但一经总理批示，遂立即担负起发掘指挥工作的文化巨匠，在筹备神武门定陵出土文物展览时，他们见过最后一面。展览会后不久，他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中途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成为定陵发掘主持者中第一个作古之人。赵其昌心中不胜酸楚，他带着极大的哀痛，步履沉重地摸到西直门内老虎庙9号。这是白万玉老人的家。自从老人离开定陵回北京后，就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不知如今是什么情况。赵其昌想立刻见到这位对待年轻人像慈父一般的长者。
然而，当他来到老人的房前时，却见一把大锁将门牢牢地锁住，铁锁已生出锈斑，说明很久未开启过，他心中一震，呆呆地望着面前的一切。他已经明白，这又是一幕悲剧的预告。果然，邻居告诉他：“白万玉的老伴去世后，搬到广渠门他妹妹家去了……”
赵其昌到广渠门一带四处询间，没有找到老人的下落。他不甘心，向熟人打听，不久又去寻找。当他敲开房门时，只见一个镶着黑边的镜框挂在墙上。镜框中白老神采奕奕，正向他微笑。老人的妹妹说：“我哥哥自从老伴去世后，就有些神志不清，说话总是颠三倒四，几天前因脑溢血突然去世了。”
赵其昌不知自己是怎样走出门来的。从前每次去看望老人，老人总是把自己送出门外，他走出好远回头望时，还见老人在望着自己微笑。这次心里就像有一块铅砣，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没能最后见到老人一面，他追悔莫及。他恨自己没有及时找到老人，更没有预料到老人会这样匆匆离开这个世界……
赵其昌含着眼泪，回忆起自己与白老将近三年朝夕相处的日子。在定陵发掘中，不论严寒酷暑，老人总是兢兢业业地坚持在探沟旁边，使发掘工作得以顺利地进行。他付出了全部的光热，但却清贫得没有一床多余的棉被。临来定陵前，他向考古所申请领取一条棉被，当时考古所的同志们还感慨地对他说：“你看白老多么可怜，每次外出田野工作，都要申请被子。”
赵其昌不止一次去过老人家，每次见到的都是绳床陋室，四壁空空。这样一位曾经跋涉大漠，闯荡戈壁，历尽艰苦，穿行在灿烂的历史文化长廊中，为中华考古事业奉献一生的人，最后竟没有遗物留下，甚至没有留下一篇文章。他像春蚕吐丝，像蜡烛燃烧，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又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华夏神州不就因为有着无数这样默默无闻的子孙，忍辱负重，自强不息，才得以繁衍兴盛吗？他们创造了历史，书写着历史，他们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赵其昌怀着沉重的心情，再度走进这座皇家陵园，眼望明楼翠柏，黄瓦红墙，不由悲从中来，禁不住潸然泪下。十五年前，他是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考古专业的大学生，来到这里追寻青春之梦的。这座陵园，是他事业的起点，爱情的萌芽地，是他走进社会认识人生的第一本教科书。在这里，得到了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关心与友谊，得到了爱情的欢乐与幸福，懂得了一个人投身于社会之中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也饱尝过人生的艰辛，失恋的痛苦，命运的折磨。他为它而歌、而哭，洒下悲喜交融的泪水。
故地重返，一切都不再是往昔的面貌。零乱的园林，遍地砖瓦石块，涂满黑字的白纸，在墙上、树上、朱漆的圆柱和洁白的石碑上飘摇抖动，翠绿的陵园变成一个白色的世界。陵园不再神秘，不再令人留恋，它已变成了一个恐怖的政治决斗场。
赵其昌没有见到朱欣陶，这位老人被当作特务，押上了专设的审判台，“造反派”一顿拳脚棍棒，将他的肋骨打断、昏倒台上，幸亏精通医务的女儿冒死抢救，才保住了性命。
定陵博物馆已不是当初的情况。当年的发掘队员刘精义走了，于树功走了，冼自强、曹国鉴、王杰、庞中威也都回考古所了。只有王启发、孙献宝等几个民工是赵其昌所熟悉的，故友相见，自是一番感慨。当他问起往日一同发掘定陵的民工时，才知道他们中一些人已经病故。尤其令赵其昌悲痛和怀念的是摄影师刘德安的上吊自杀。
他无法忘怀刘德安与自己生活的那一段时光。这位平凡的摄影师，在定陵的地下玄宫里，面对黑暗凄冷，刺人肺腑的腐烂霉气，没有退缩过，畏惧过，对工作的极端热忱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使他克服了重重困难，顽强地挺了过来。然而十年浩劫，发生在朗朗乾坤之中的非人折磨，却使他拥抱了死神。
明楼依旧在，只是朱颜改，梦中陵园的辉煌壮丽，俱往矣！赵其昌从定陵空手而归。他没有拿到资料，也没有人愿意把资料交给他。他怀着无尽的怅惘和悲凉，回到北京，继续接受劳动改造。关于《定陵发掘报告》的成书与出版并获得两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