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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自以为聪明的“三王并封”之策，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外廷大臣原本在等候册封之旨，不料等来了“三王并封”，不但大失所望，而且感到有遭受戏弄之辱。在他们看来，这是国本攸关的大事，怎能如此对待？于是，廷臣们又掀起了较前更为激烈的反对声浪。
群臣反对“三王并封”和“待嫡”之说的奏章接二连三，总数不下百本。归纳起来，都是围绕以下三点：其一是所谓“待嫡”之说，自祖宗以来，从无此例。其二是“三王并封”缺空太子位，是“有板无本。”其三是责怪万历言而无信。如王如坚等人抓住万历在十四年（1586年）一月，十八年（1590年）一月和十九年（1591年）八月，三次所下的册立谕旨都没有兑现的事实，大肆攻击说：“陛下尚不能自坚，今日犹豫之旨，群臣将何取信耶？！”朱维京也上疏说：“悖前旨而更新令，人主大信之何谓？天下后世以皇上为何主耶？！”万历览奏之后大怒，王如坚、朱维京皆被谪戍边。上疏的其余人革职为民。
万历想出了这个“三王并封”的主意，原是要颇孚众望的王锡爵代他受过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月，大学士王锡爵省亲归朝，继任内阁首辅。当他得知申时行、许国和王家屏等人，为了国本之争都已先后离职的时候，思想沉重，感慨万分。他曾密疏万历皇帝，想以赤诚之心劝说皇帝早下决心，尽快举行册立典礼。一则是国本社稷的需要，二则也是想从此平息天下舆论。他的用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对万历的“三王并封”的“待嫡”之旨，却大有牴牾。当王锡爵看了皇上的手谕后，大出意料，顿时惶恐不安了。一方面，他感到嫡子尚未出生而要“待嫡”，庶子已经二十岁却又不册立，实在难以奉命；另一方面，申时行、王家屏都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为了不失去皇上信任，只有附合帝意方为上策。一向刚直敢言的王锡爵，这时显得畏首畏尾，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卷入了难以自拔的是非漩涡。
万历把责任推给了王锡爵，群臣不知就里，认为“三王并封”的“待嫡”之说，是出自王锡爵之谋，因此王锡爵立即遭到了群臣的围攻。在众门生的再三规劝下，王锡爵幡然悔悟，毅然决定破釜沉舟，迫使皇帝收回“三王并封”的决定。万历经过两天的思索，又在群臣冒死苦诤下，终于宣布收回“三王并封”的成命。“三王并封”之议出笼不过十天，终于寿终正寝。
放弃并封王旨以后，王锡爵在九个月中就先后十一次上疏争请册立和预教。其中在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十一月十九日的章奏中，特别尖锐地指出了郑贵妃阻挠册立的罪行。这一奏章，把万历搞得既被动又气恼。万历亲笔写了一道手谕，明显为郑贵妃袒护，并替郑贵妃开脱。由此引来的皇帝不快，各种复杂的人事纷争，以及言官们的接连弹劾，终于导致王锡爵的下台。
经过群臣的长期苦诤，使郑贵妃夺嫡的阴谋破产，朱常洛既已册立为皇太子，本来事情到此应该偃旗息鼓，转入力鼎图兴的轨道，但事实并非如此。种种迹像表明，那位看上去显然羞愤至极的郑贵妃似乎不会善罢甘休，而且眼下仍然是万历所最宠幸的妃子。既然如此，后果也就难以预料。于是，群臣戚戚，力决再谏。
在文渊阁大学士钟亦非的串通下，臣僚们几经磋商，又拟出一篇注定要遭致万历垂骂的疏文，力谏皇上勤政戒色。
疏文洋洋几千言，历数前朝女色误国之例，且通篇充斥着挚爱君朝之心，由耄耋老臣郭文章早朝禀呈司礼太监。结果老臣郭文章惨遭廷杖，并从此卧床不起。
宫廷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但是，喑哑毕竟不能持久。接下来，臣僚们的担忧又以另一种病态的方式荒唐地流布。
传说有太监在郑贵妃的屋子里发现了一尊木刻，形像酷似太子，上面扎满了铁钉之类的东西，玄乎其玄，朝廷上下一片惶恐。因为谁都知道，这种盛行民间的巫术灵验非常，唯恐太子朝不保夕。
如此扰攘月余，终于没能引起皇帝的注意，大臣们的惊慌和绝望可想而知。
谣言未止，又有太监禀报文渊阁大学士沈鲤施法念咒意欲加害贵妃和皇帝，这一次，龙颜大怒。
万历当即令人将沈鲤宣到廷前究问，最后才弄清楚纯属误传。原来，沈鲤为了自律律人，在文渊阁大门旁书写了一块为官十戒的木牌，每日晨晚念诵，以示忠心效国。他没有料到这一多少有些投机和做作的姿态，其效果适得其反，几乎让他掉了头颅。
可能万历也难于明白臣僚们何以对皇储问题兴趣不减，以致余波震荡，弥浸民间。那会儿印刷术已经相当发达，一些有关皇储的册子四下流传，其中一份名叫《续忧危竑议》的册子，增加了北京城内的神秘气氛。
这部署名为郑福成的册子，显然一针见血地戳到了皇帝的痛处，册子中称：皇上立朱常洛为太子实在是万不得已之举，日后必将更立云云。而至于署名，一望而知是郑贵妃的儿子福王必成皇帝的隐语，万历自然又怒，将《读忧危竑议》作为“妖书”，责成刑部即速查办，不得轻饶。
刑部按到谕旨，未敢怠惰，立即着手稽查。但案情纠葛，非朝夕之事。在万历一连撤处了三名刑部大员依然没能水落石出之后，转而交付锦衣卫办理。
锦衣卫自然不辨究里，胡乱抓了一个叫皦生光的人，屈打成招，尔后处以极刑，才算了事。
这一切事情都使得万历深感疲惫与愁烦，同时也使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逃避历史的指责。他既无力回天又没处可藏，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消极无为。
于是，他开始无可奈何地坐在龙椅上以酣然入睡的架势面对现实与臣民。既不强迫大臣们接受自己的主张，更不对臣僚的奏折表示意见。这种消极无为的后果，不仅导致文官集团更加涣散无聊，更为严重的是直接为大明帝国的毁灭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从表面上看，朝廷中各种法定的礼仪仍是照常进行，但皇帝已经不再上朝理政了。
尽管臣僚们的奏章不断向他送来，但他已懒得批阅，甚至连一些高级职位长期空缺，他也不派人替补，并决定以这种方式对付臣僚。
当时朝廷内阁有王锡爵、赵志皋和张位三名阁臣，由于各自的原因很难继位。经过奏请又补进沈一贯、陈于陛二人。随后王锡爵去职、赵志皋告病，张位因得罪皇帝而罢职闲居。再之后，陈于陛又因病归天。这样一来，堂堂内阁仅剩沈一贯一人了。偌大的帝国朝廷，每日军政要务须待处理的少说也有数百件之多，繁忙如此，沈一贯一人当然无法胜任。为此，沈一贯频频上疏恳请补进阁臣，却始终不见下文，这一拖就是五年。最后，沈一贯因操劳过度而病倒在寓所，仍未见到补替人员。但紧急公务仍无法推脱，沈一贯只好强打精神在病榻上操办。内阁府由此再无一人主持政务，只好关上大门，中国皇朝的内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挂上了大锁。
沈一贯一共在阁12年，而独掌阁务竟达7年之久。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12年当中，作为一个帝国首辅，只见过万历皇帝两次面。万历30年（公元1602年）七月，经过沈一贯一再苦请，万历才点用朱赓和沈鲤入阁。阁臣总算有了三人。但好景不长，四年之后，沈一贯和沈鲤同时去职，阁臣又只剩下朱赓一人。朱赓所上有关军民利病的谏言，却“十不下一”，为此，常常遭到御史和科臣们的嫉讽。朱赓上不能劝说皇帝，下不能取信于诸臣，万般无奈，只得在家称病不出，其结果是阁门再次关闭。至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十一月，74岁的朱赓忧愤成疾，耗死任上。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作为帝国阁臣六年，首辅两年，竟没见过皇帝一面。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五月，皇帝谕命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三人入阁，另因王锡爵有声望，于同年也被再度召回，并冠以首辅职衔。王锡爵虽名为首辅，但尚未赴任，就在家死去，时年77岁。于慎行虽然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但已身患重病，七个月后便死于家中。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