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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帝王崇拜，就像是“鸦片烟”一样，成为专制君主和臣下的共同需要：皇帝需要利用它来巩固政权，坐稳宝座；群臣需要用它为皇帝抬轿子，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经过二千多年的渗透、发展，这种帝王崇拜已经深入到许多人的骨髓里，而这种崇拜与世界文明的潮流却是“格格不入”！
这不，连大史学家司马迁都对叔孙通非常崇拜：
“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看来，司马迁非但没有看透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背后隐藏的“玄机”，及其对后世的恶劣影响，反而在《史记》里对他大肆吹捧，说他是“汉家儒宗”，是一位顺应时势的历史人物！其实，这位“汉家儒宗”也只不过是趴在刘邦脚下的一条“儒狗”而已。在中国历史上，叔孙通的最大功绩就是：除了自己带头做“狗”以外，还制定礼仪，让千千万万的人都做皇帝的“狗”！
士大夫的“工具化”：“两面派”韩愈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号昌黎，河北昌黎人。在中国历史上，这位韩愈先生可了不得，他是唐代儒学和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文以载道”的主张影响巨大，所以又被尊称为“韩文公”，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被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大家人品却不怎么样，喜欢在权力场上追名逐利。为此，他不惜翻云覆雨，阿谀权贵，把自己的“政治理想”践踏在脚下。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因为父亲和两位兄长死得早，他是由寡嫂抚养成人的。早年，韩愈的生活颇为艰苦，经常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无僦屋赁仆之资”。所以，在《答崔立之书》中，韩愈自称：
“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
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虽然说的是他早年的一段思想经历，却也反映了他的出仕观和人生观。纵观韩愈一生，无一不与这段话“符合若契”：早年，他“读圣人之书”，所以他一直认为做官乃“皆为人耳”，是要造福天下苍生，而不是为自己谋好处；等他成年后，也许是穷怕了，遂一改前念，将出仕视为摆脱贫苦生活的一条捷径，开始认为做官“不唯为人耳”；等他进京赶考时，发现举进士者“人多贵之”，又认识到做官可以使自己大富大贵，所以，他就开始一心向上爬，“诚乐之，就求其术”！
韩愈自从19岁进京应举，曾三次落第，直到25岁时才混上了一个进士。但是，在唐代，进士只是一个身份，想做官还要再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行。结果，韩愈连考三次，都没有考过去。于是，他又多次上书宰相，乞求“一官半职”，竟然石沉大海，连个回音都没有。30岁时，韩愈就去了汴州，在宣武节度使董晋的手下做了个小推官，开始踏入仕途。
为了求官，韩愈不惜颠倒黑白，阿谀权贵。当时，京兆尹李实是一个大贪官。有一年，京畿大旱，李实却向皇帝报告：“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最后，老百姓交不起皇粮国税，只好“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为了求个官做，韩愈居然写信表示自己对李实的“仰慕之情”，“未有见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还说自己“虽在千百年之前，犹敬而慕之，况亲逢阁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效其恳恳”，真是有点“肉麻”，读后让人大倒胃口！
在做人方面，韩愈也经常是大耍其“两面派”的手法。例如，在《上郑尚书相公启》中，他曾吹嘘自己“日与宦者为敌”，一向反对宦官监军。可是，在《送汴州监军俱文珍》一文中，韩愈却大肆吹捧俱文珍：
“故我监军俱公，辍侍从之荣，受腹心之寄，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有同和之美。”
在唐朝历史上，这位俱文珍可是一个“非常人物”，就是他一手逼迫唐顺宗退位，致使“永贞革新”夭折，真可以说是臭名远扬。对这种人，韩愈竟然大加吹捧，真是让人作呕！
长期以来，韩愈被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排斥佛教，并领导儒学复兴。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亲自迎佛骨入宫。一时间，此事成为京师长安的头号新闻，朝野震动。而韩愈一向自诩为“儒学领袖”，以排斥佛教为己任，当然无法保持缄默，便上了一篇《谏佛骨表》，触怒了皇帝。幸亏宰相裴度等人出面周旋，韩愈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露出马脚，是在他被贬出朝廷以后。在半路上，他就写了《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里面有“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等语，悔恨之意已经溢于言表，同时表露出急于要还朝的心态。
一到潮州，韩愈就立刻上了一篇《到潮州谢上表》。如果说此前为了求官、保官，他曾“违心”地作过一些阿谀奉承的诗文的话，那么这份表章就写得真让人有些恶心。首先，他把自己“臭骂”了一通：“狂妄戆愚，不识礼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
然后，他把自己的文才大大地“吹嘘”了一番，说自己的文章可以“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让”，这真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有点厚颜无耻了。
最后，他又大肆吹捧宪宗的“文治武功”，乞求皇帝开恩：“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作为“一代文宗”，韩愈居然写出这样的表章来，而且是用这种近似“哀求”的方式，真是让人“为之汗颜”！
此外，为了讨好皇帝，韩愈又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对佛教的态度。所以，一到潮州，韩愈就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有点“迫不及待”地三次致函当地的名僧——大颠法师，表示自己的“景仰”之意，真可谓“三顾茅庐”了。
问题是，韩愈是一位闻名天下的排佛领袖，这次又因为劝谏皇帝迎佛骨而被贬到潮州。一到潮州，他竟然急着去结交一位地方上的名僧，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见面，这让人做何感想？
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说韩愈是对壁画感兴趣，也有人说他想与大颠法师交流学术，试图了解一下佛教。但是，韩愈刚刚到任，大概连自己手下的官吏还没有认全，就急忙再三求见一个他素未谋面，又是历来被他“深恶痛绝”的佛教人士，况且自己又恰恰是因为排佛而被贬到潮州的。最合乎逻辑，也是最合理的解释是：韩愈要借这一举动向素来崇敬佛教的宪宗表示悔改之意，好取得他的谅解。
韩愈的这些言论和行动，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
一是宪宗的怒火逐渐平息。这年十月，韩愈调任袁州刺史，可见他的策略已经奏效。次年，穆宗即位，大赦天下，他就被召回京师，出任国子祭酒。
二是坊间开始谣传：韩愈开始信奉佛教。为此，朝廷大员、尚书孟简还写信批评他。韩愈向来是以“辟佛传道”的领袖自居，所以，他慌了手脚，马上写了一封《与孟尚书书》，着手辟谣：
“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要自以为难得，因与往来。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与之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随后，韩愈笔锋一转，大颠法师信奉的“佛祖”就遭到了他的质疑：“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类君子邪？小人邪？”而且，佛教的危害“过于杨墨”，“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至于他刚刚留衣作别的大颠法师，也从一位“颇聪明，识道理”的名士变成了一个“与之语，虽不尽解”的普通和尚。
如果我们联系韩愈这一时期的许多互相矛盾的言论和行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韩愈虽然信奉儒家思想，但他又是一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