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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已经退休的周亚夫却未能安度晚年。当时，周亚夫的儿子买了500件盔甲盾牌，准备作为父亲去世时的随葬品。结果，被人告发，周亚夫也受到牵连，被逮捕入狱。
真是可怜得很！一代名将周亚夫能把军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汉文帝肃然起敬，也能指挥百万大军叱咤风云，却不知道该怎么对付狱吏！所以，当狱吏一上门，周亚夫就准备自杀，被夫人拦住，没有死成。结果，到了监狱里，他不堪狱吏的凌辱，绝食五日，吐血而死。一代名将就这样含冤而死！
与周勃一样，周亚夫被安上的罪名也是“谋反”，这让人怀疑是“皇帝陛下”或者窦太后要诬陷他。据说，在审理此案时，周亚夫曾辩解：我儿子买的是葬器，就算违法，怎么能说是谋反呢？不料狱吏却是振振有词：“君纵不欲反于地上，即欲反于地下耳！”在阴间谋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样的“逻辑”真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让周亚夫还有何话可说？也只有含冤而死了。所以，后来名将李广宁肯引刀自杀，也不愿意去接受狱吏的羞辱：“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按说，周勃战功赫赫，又有拥立汉文帝之功，“安度晚年”应该没有问题。像他这样一个曾经统兵百万、出将入相的朝廷重臣，还会把小小的狱吏放在眼里吗？入狱前，如果有人要是提出这个问题，肯定会被周勃当成“弱智”，都懒得回答：狱吏他算老几！但是，如果谁真的这样小瞧狱吏，那就说明他的历史知识极其缺乏——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这样，中国历史往下演绎，越来越离谱，越来越荒唐，越来越让人不可思议。翻阅《二十四史》，比周勃父子更冤枉、更悲惨的功臣不计其数。到了南宋初年，则是做得更绝，索性把“罪名”这块遮羞布扯了下来，直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处死，这简直是荒唐至极。
帝王秘诀之四：严刑酷法（2）
其实，在皇权社会里，对于那些专制帝王来说，杀戮只是一种游戏，是每个帝王都得玩的游戏，至于具体安个什么罪名，那都是“小问题”。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帝王们看来，杀人除了“治罪”的功用之外，还是维护皇权专制体制的一种手段。无论这把刀有没有用，时间长了，都应该拿出来磨一磨。为了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就有必要开一开杀戒，吓唬吓唬臣子们，让他们不要仗着一点“功劳”就翘起尾巴来！至于那些“刀下鬼”，究竟是罪有应得，还是冤死鬼，专制帝王们又岂会在意呢？
2． 万历皇帝：“秋后算账”
在这里，“秋后算账”说的是等候时机实施惩罚。在皇权社会里，小皇帝继位后，因为年幼，无法亲自处理朝政，只好临时指定几位重臣辅政。这时，不管愿不愿意，小皇帝也只能暂时抑制自己对皇权的渴望，与重臣们周旋，对他们优礼有加，示以恩宠，甚至言听计从，仿佛甘心做一个大权旁落的“傀儡皇帝”。
但是，“忍字头上一把刀”，一旦时机成熟（例如重臣去世、病危），专制帝王就会立即发起击，将积压在心头的新仇旧恨一齐发泄出来，对那些重臣“新账老账一起算”！例如，万历皇帝亲政后，就翻脸无情，将自己过去“奉若神明”的张居正抄家，打翻在地！
经历正德、嘉靖和隆庆三朝近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大明朝早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的“祖宗之法”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现实。说起来，也不能归咎于朱元璋，这位从凤阳乡下杀出来的“和尚皇帝”，做梦也不会料到二百多年后大明帝国的社会状况。不幸的是，只要大明帝国存在一天，他留下来的那一套“祖宗之法”就会被奉为“金科玉律”。到了万历初年，大明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都面临着危机，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面对这种局面，万历帝这个还不满10岁的小皇帝自然是无能为力。幸运的是，帝国出现了一位“治世能臣”——内阁首辅张居正，他承担起辅佐幼主的重任，大胆地改革，使大明朝一度呈现出“中兴”的势头。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作为明朝最有作为、最有争议的权臣，在本质上，他属于那种才华出众、很会玩弄政治手腕的杰出文官。隆庆六年（1572年），隆庆皇帝驾崩后，张居正利用上层矛盾，很快就踢开了绊脚石高拱，爬到了“内阁首辅”的高位。
在万历朝最初的10年中，在李太后、司礼监太监冯保的大力支持下，张居正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过，张居正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和太监冯保的私交不错，取得了内廷的支持。其实，张居正这样做也不足为奇，因为他虽然贵为“顾命大臣”、内阁首辅，但他的所作所为，只有凭借皇帝的名义进行，才具有政治合法性。可是，万历年幼，并不具备亲政的能力，张居正自然要设法取得冯保的支持。
当然，张居正也希望通过严格的教育，来引导小皇帝早日走上正路。尽管在天下臣民的心目中，万历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张居正深知万历还是一个孩子，只有严加督导才能成为“一代明君”。当初，高拱曾说万历是一个10岁的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这句话虽然在政治上犯了大错，但也是“一语中的”，道出了实情。所以，张居正对小皇帝进行严厉管教，其“不敬”的程度当然要远远超过高拱那句话，以至于只要一听说“张先生来了”，小万历就打心眼里害怕。不过，张居正后来也为自己这种轻率的做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享年57岁。这时，万历已经21岁了。在悲伤之余，他也隐约感到了一些轻松，因为那位令他敬畏的“张先生”终于走了。
张居正一死，冯保就失去了“政治靠山”，铲除冯保的时机成熟了。当初，冯保依仗李太后的宠信、张居正的支持，有恃无恐，对小皇帝管制过严，必然要引起反弹，一旦时机成熟，他的垮台也在意料之中。这年十二月，万历下了一道圣旨：
“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竽考付托，效劳日久，故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
这是一个“政治信号”：既然冯保可以被推倒，张居正又有何不可？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就像雪片一般飞来。打响头一炮的是善于窥伺的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他率先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万历看后，正中下怀：只有把“威权震主”达十年之久的张居正打倒，才能树立自己的威权！所以，尽管杨四知的奏章写得空洞无物，却给万历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口实，正好把自己积压在心头的怨恨发泄出来：
“（张）居正腾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念系皇考付托，待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原来，张居正死后，一些反对派就开始试探性地放出风声，旁敲侧击地把张居正生前的种种“罪行”揭露出来。在不知不觉之中，万历也受到了影响：原先那位令他敬佩的“张先生”的形象，已经逐步被欺君害民、卖官鬻爵、任人惟亲的“奸臣”形象所取代。
对于张居正的政治清算逐步升级！起初，张居正被剥夺了生前曾获得的“太师”的头衔，几个儿子也被罢官。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万历又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产。圣旨一下，为了防止张家暗中转移财产，湖广的地方官员立即派人封锁张府，不许任何人出入，以等待“钦差大臣”前来查抄。没想到，钦差姗姗来迟，却导致张府饿死了不少人。
按照万历的估计，张居正这个“大贪污犯”死后留下的家产一定非常“可观”。没想到，查抄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并没有多少值得瞩目的奇珍异宝。于是，钦差大臣就对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严刑逼供，张敬修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自缢身亡。临死前，他留下了一纸“绝命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府遭受抄家浩劫的惨状：
“……至五月初五日，丘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经受者……丘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