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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挂名为董事长，并请安特生派出一位美籍会计师，建立了一套英文帐册。为了利用与华商的联系，严庆龄又灵机一动，设立了一个名叫元生企业公司的机构。
泰利的一切进展，都令严裕棠十分满意。一年后，严裕棠满面春风地站在渚安浜路上，眯缝着眼睛，打量着簇新的泰利，七百一十平米的工厂和二百一十平米的二层楼房的办公室和宿舍都树了起来。想起大隆初创时的景象，严裕棠不禁感慨万千。
这天，严裕棠突然从梦中惊醒，窗外尚是漆黑一片，一阵阵轰轰隆隆的大炮声和掠空而过的飞机呼啸声在耳边响起。他以为日本人又在举行军事演习，无奈地摇一摇头，唯有仰天长叹而已。人尽管还是躺着，可哪里睡得着！
自从上海沦陷以来，他就对日本人充满了憎恨。从个人利益来说，大隆已被日本占领，因为以前曾为内外棉修配机件，就由日本军方交与内外棉接管了，改名为内外铁厂，现在又改了，叫大陆铁厂，专门为日本人生产军火；而苏纶、仁德两纱厂也一样厄运难逃。自己辛苦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挣下来的家当，被人轻而易举地就夺去了，而且不能够说半个“不”字，哪能不痛心呢！想想自己已年过花甲，遭此战乱，不禁潸然泪下。从大处说，国力不盛，政府无能，泱泱大国竟受弹丸似的小东洋统治，国人因此受欺凌，谁人的心里能好受！何时能还我山河？前思后想，不觉东方发白。飞机声更是震耳欲聋了、这时仆人进来，严裕棠忙问：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爷，大事不好！日本已向英美两国宣战。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炮舰‘彼得烈尔’号已被击沉，美国炮舰‘威克’号已升起白旗投降。据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严裕棠闻听，匆匆起床，洗漱一下，急忙出门。他想尽快见到庆龄。他对庆龄格外关心，不仅仅因为庆龄是老儿子而怜爱少子的缘故，更是由于这个儿子凭其交游之广、经营之得法，实际上已成为严家出头露面的人物，成为他最得力的臂膀。泰利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资产增加四倍，这本身就是一个证明。
前些日子，严庆龄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另办了一家德孚机器厂，将泰利一部分较好的机器和大批原料转了过去。
泰利地处越界筑路之处，不甚安全。开始严裕棠猜测严庆龄的本事不过如此而已，但当庆龄向他说起只雇用二十余名职工时，他心领神会了。原来这德孚机器厂只是个虚名而已，并非生产机构，实际上，不仅可以保护机器，而且可以搞五金买卖。
简直是一箭三雕！这正是严庆龄的过人之处。因为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连雇用的二十余名职工都不是从泰利过来的。到时候，以压缩生产、变卖机器为名来裁减泰利的富余人员，不是显得严庆龄是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的吗？此事干得真漂亮！
枪打出头鸟，严裕棠一直为庆龄担心。果不出所料。当严裕棠听说庆龄被日本宪兵部押走了，他仿佛看见用香烟头烧炙人的脸、手及背部，用辣椒烟熏鼻孔，用橡皮包着木棍或铁管打人，还有电刑，最为残酷的是狗咬。
严裕棠再也支撑不住了，他昏厥过去了。当他醒过来时，马上派人去找严庆祥。
此时的严庆祥情绪消沉。他觉得自己很早就为严家撑持门面了，但自几个弟弟相继从国外留学回来，他就觉得父亲对他日渐疏远。尤其那笔花纱生意做亏之后，他更加失势，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去年夏天，政府召集战时被日军接管的华厂的厂主商谈发还复业事，是严庆祥出面，要求发还被占的大隆、苏纶、仁德三厂。当时，日军提出必须以内外棉收买大隆为前提，对于大隆厂基房屋及原来留存的机器材料只答应支付三十万日金，而严家则必须对于内外棉在苏纶的扩建和存货作三百三十五万日金的补偿，如此，仁德便可无偿发还。在那种胁迫下，严庆祥亲赴日本向内外棉社长活动才放宽了条件。虽然严家仍须以三百三十五万日金赎回苏纶，但大隆的卖价到底还是从三十万升到一百八十五万日金。
严裕棠知道他们兄弟之间的不睦，他还是说服庆祥将庆龄活动出来了。
严庆龄回厂没两天，日本人借口水电供应紧张，将泰利的水电统统断了。断了水电，岂不是断了工厂的活路！
对于泰利的困境，严庆祥巴不得袖手旁观。自一九三五年投机失败，失去花纱界名人的地位后，严庆祥一直被严裕棠闲置一旁。严氏家族的各个企业分别由庆龄、庆祺、庆瑞执掌，他只挂了一些董监事的虚名。
如今，严裕棠不得不重新考虑。苏纶、仁德两厂由庆祥出面收回后，理所当然地归他掌握。赎回苏纶，虽然严裕棠忍痛出资三百三十五万日金，但内外棉在占用苏纶时不仅机器设备有所扩充，而且所遗存货甚多，这笔交易也是可观的。严裕棠正是经过反复权衡才拍下板来的。至于出卖大隆一事，尽管兄弟间各执己见，但迫于情势，也怪不得谁。由于严庆祥与日人的关系，严裕棠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事事处处让他三分。
严庆祥将当年的亏空一一弥补。收回苏纶之时，纱布正是百货之宝，他便以苏纶为基地大搞花纱投机。为了调转银根，又办了裕苏实业银行，在苏州设总行，在上海、昆山等处设分行，以吸纳官僚资本为主。官僚资本包括“财政部长”周佛海、“中央储备银行副部裁”钱不愧、“江苏省长”李士群以及公馆派的一批大汉奸。其时，他们正利用职权，动用大量公款，以放款的形式贷与某些私人银行或企业公司，中饱私囊。严庆祥近水楼台先得月，好处自然是没法说。
严庆祥现在掌管着苏纶、仁德两厂，手头又有一家银行，势头正旺。严庆龄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怎肯让这位他看不起的长兄占了上风？于是向父亲提出去常熟办两三个小型纱厂。严裕棠直截了当地问：
“你想与兄长较量吗？”
“不完全是。眼下，沪上工商界中人都在寻找分散财产、保存实力的道路，有人已在上海邻近地区伸出后脚，直接在常熟、无锡一带产棉区兴办小型纱厂。这些小型纱厂的兴办，对泰利来说，是一笔可观的生意。要将泰利维持下去，本来就要保证泰利生产的机器设备有销路。但泰利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市场的接受能力，矛盾是显然的。如何解决？一是压缩生产、裁减人员，二是自己办纱厂，进行调节，并坚持铁棉联营。”
严裕棠听了，连连点头。心想：这个想法很好，只是资金周转很难。既然庆龄不提此事，我何苦操心呢？于是，他满口答应。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严庆龄的努力下，常熟泰昌、泰新两厂都进入了实质性的筹备：泰昌是联络了前中国银行副经理顾善昌后决定开办的，由顾出现金，严家出机器，机器设备计八百锭；泰新也是严家与人合办，出资者是中华纱厂老板王和轩等人，机器设备也是八百锭。两厂的董事长、总经理都是严庆龄，实际经营管理工作则由严庆龄派去的支达铨负责。
正当严庆龄喜不自禁之时，严庆祥却带来使他一筹莫展的消息。原来先是因为上海最近有大规模囤积物资事件，“财政部长”陈之硕、“实业部长”袁愈全、“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赵尊岳、“商统会监理官”陈允文等奉命彻查，一时间，银行、钱庄加紧收回放款，市面银根紧俏，货物大量出笼，纱布价随之下跌。接着，商业统制会又实行强制收买棉纱、棉布的暂行条例，以蓝凤牌棉纱每包作价三百七十五元为标准，而当时的市价，棉纱每件四万元，龙头细布每匹一千三百二十五元，收买价仅及市价的四分之一左右。
纱布是上海市场上最主要的一种物资，所谓囤积物资，主要就是囤积纱布。囤积纱布既是保本之举，又有投机之利。因为黄金、股票等多少带有不稳定性，虽有涨，也有跌，但纱布则易涨难跌，而且上涨的幅度和速度都大大超过黄金和股票。无论栈单或现货，都是最受欢迎的抵押品，所以豪门巨富不惜倾其所有予以囤积。如今突然以远远低于市价的标准收购，而且价款的半数付给远期中储券，等于付给废纸，另一半标金还要分期付清，也有到期不兑现的风险。
严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