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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灯红酒绿，鼓乐齐鸣。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及其夫人太太们正在上海高安路与淮海路交界处的通园，即上海交通银行俱乐部里举行茶会。以往茶会不过清茶点心或是加点外国酒而已，与会者或议事或聊天，边吃喝边谈话，轻松随便。这夜，舞迷们瘾头上来。于是，鼓乐响了，酒绿之外又加灯红。
周作民夫妇没有舞兴，一曲未了便觉心烦，退下闲聊。这时，一个不相识的人走近递过一只极小的信封。
“给周总经理的，回家再让他看。”
周夫人接过小信封，想问什么，那人却不见了。
回到家里，周作民把小信封打开，里边只十余字：
“母忧儿在外漂泊染疾，盼速归。”
“我以为什么大事儿呢，神秘兮兮的。”周作民不悦地取过火柴把那纸条连小信封付之一炬。
“那……”周夫人盯着化为灰烬的纸条。“那是啥意思？”
“一纸故作神秘的密令，‘母’是政府代号，‘儿’是我的代号，说是我在沦陷区有危险，令我撤到大后方。”
“那该如何是好？”
“理它做什么？”他恼火地说。“去重庆，哼，我没有疯，政府里我立锥之地都没有。一九三七年秋天，日军步步逼近，形势一日坏似一日，政府做什么事都不灵了，才想起我周作民，要我出任军委会的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难当头，我没说的，干了。遴选人员，筹集资金，组织机构……仨月下来一切就绪了，我的任命才发表见报，可不到两个月，他们两片嘴皮儿一碰：‘农产委员会撤消。’只此一言，我半年宵衣旰食的辛劳统统作废，成果化为乌有，心血付诸东流……现在不知道他们哪根筋出了毛病，又想拿我找乐……”
周作民心想：金城才是我的基业！我基业的十分之九在沦陷区。离开十分之九的基业我周作民还有什么用？还能于什么？现在局势表明，日军力量很强大，三年二年不会垮台，我必须设法在这种环境中维持和扩展已有基业。从个人安危角度看，留在沦陷区不如去大后方保险。两个选择，两种前途，一个是保险而无为，一个是冒险可以做事，我只有选择后者！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周作民吃过早饭匆匆登车，正要离去，夫人追出来说有电话找他。
“谁来的？”
“没报姓名，只说是你老朋友。”
“自称老朋友的才难缠呢。”他咕哝着问。“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他已拿定主意：要是日本人便让夫人回话说他坐车走了。因为昨天下午清水董三来过电话，跟他套近乎说他俩是老朋友，要登门拜访等等，他推说安排了重要会议要马上前去主持才搪塞过去。可清水董三留了话：另约时间。清水董三名义上是外交官，实际是日本驻上海的特务头子。他上门何异于黄鼠狼给鸡拜年？
“听口音是中国人，说话很客气。”夫人回答。
他回屋抄起话筒：
“我是周作民……啊，公博兄呀，您几时到沪的？……昨晚刚到，兆铭先生也来了。那太好了，请转告我对他的问候……在沪逗留两三天，住愚园路王伯群府上……好，我马上来。”
夫人忧郁地问：
“汪精卫、陈公博一块来找你？……我妇道人家不懂什么，可我怕……怕跟他们来往将来说不清。老百姓反日本反得这么凶，他们长得了吗？你……”
“这种时候不敷衍他们哪行？唉，难呐……”周作民握着右拳往左掌上一击。“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见了他们再说吧。你不必太担心，凭我与公博的交情，谅他不会太为难我，何况我跟汪精卫也有几面之交呢……对了，快把那治心绞痛的西药丸给我找来，我随身带着。”
见了他们，周作民想尽办法与他们周旋。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与陈公博说真话。他自信已把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一块找他谈话的原因猜到了八九分。“大概以为我在香港被侵略军吓住了，会就范了……”
想起香港他怒火中烧，忘不了那奇耻大辱：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制造珍珠港事件的同时空袭了香港。那天入夜，正在香港视察行务的周作民从权当防空工事的地下室爬出来，和他的好友何廉、徐国懋在干德道的一个院子里透气。忽听飞机引擎声响，他以为日机又来轰炸，疾呼防空。
何廉告诉他休慌，当空一指说：
“重庆派来的飞机，接大人物的。”
飞机远去，三人相对无语。良久，徐国懋提议找有关人士探听重庆方面的消息。何廉率先入室打电话。未几，消息探得：只有重庆方面列上名单的人士方能登机离港。
“还不是谁官大谁逃生！”周作民忿忿不平地慨叹。“官是不能不做的，而且得往大里做。”
“屁！”往日里文绉绉的何教授一反学者风度粗鲁起来。“那个曾经故作神秘兮兮地给周总经理送密信的女人章蕊梅算个什么鸡巴大官儿？她不就是什么银行经济研究主任吗！我算是他妈的看透了！”
“她脸蛋漂亮，风情万种，你有吗？她能和大官儿们上床，你行吗？你‘学者从政派’是顶啥用的？我‘著名银行家’是顶啥用的？政局不稳，遇上无法解决的棘手事儿想起你了；宦囊空虚，花天酒地的生活难以为继，亟需钱用想起我了。到了危难时刻，嘿嘿，对不起，‘学者从政派’也罢，‘著名银行家’也罢，统统不灵。”周作民翻出一瓶洋酒，抓过三只茶杯。“来，喝酒，醉了就啥都不想了……”
日本飞机仍然轰炸。重庆飞机没有再来，周作民只有与闷酒为伍。
闷酒，喝到第十八天，香港政府在告罗土打饭店楼上扯起白旗，宣告对日投降。
周作民被日本宪兵拘禁！押进九龙半岛酒店，押进香港大酒店……一直押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又押上飞机，押到广州，押到台北，押回上海。
回到上海，说是自由了。可他失去的自由比拘押还多，天天有人找上门来！日本人、蒋政权人、汪政权人，黄金荣、杜月笙的人……方方面面的形形色色的人。那些人脸皮特厚，软磨硬泡，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避之不开，挥之不去，来头一个比一个凶，官衔一个比一个大……直至今日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一齐上阵。
周作民说着说着，表情陡然一变，痛苦不堪地捂住胸口左侧心脏处：
“啊唷，啊唷……”
“你……你怎么了？”陈公博惊慌地盯着他问。
周作民吃力地指着挂在衣帽钩上的皮包：
“那……有……药，快……快给我拿……拿来，心……绞痛得不行……”
话未说完已躺倒在沙发上。
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他们看着救护车把周作民送进医院后，多次派人询查医护人员。回答结果完全相同：周疾有三：喉疾、牙痛、心脏病。三种疾病以一三两种为甚，第二种虽然较轻，却如俗语所说“牙痛不算病，一旦犯了要人命”。
从此，汪精卫他们再也不提请周作民出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一类话茬。从此，周作民有了挡箭牌，挡开了日伪政权企图委任他的一切职务，诸如商统会理事长、商统会监事、米业统制委员会理事长等等。
那“挡箭牌”从周作民被从香港押回上海之日起便开始设计营造，帮他精心“施工”的是他的医务界的三位朋友，这三位医生当时在上海都小有名气。几年后，周作民真的患病，他们便成了他的保健医生。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宣布以金圆券代替法币，说是改革币制。
九月十日，周作民接到一封由蒋经国具名的公函，令他于二十一日上午到梵皇渡路乐义饭店见蒋经国。
次日一早，周作民遵令而往。进得门去，有位秘书请他坐等。他见桌上有份名单，有他的名字，还有各大银行首脑。那屋是套间。他刚一坐定，就听里间有争吵声传出，似乎双方都在动怒。
不一会儿，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馥苏从里间走出来。只见他面红耳赤，神色忧愤。周作民起身与他招呼，他也不作声，只机械地点点头便匆匆离去。
周作民知道，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