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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官员结构，是不利于吏治的。在明代，科举的身份是被十分看重的。像这些举人、贡生们都是多年场屋失意，没有进一步晋升的机会，才不得已而去补缺的。这些人年老力衰，日暮途穷，已没有什么进取的志向，因此多持得过且过的态度。事实上，朝廷对这些人也不甚重视，甚至会因他们的出身低微而歧视、排挤他们。而地方上的那些豪贾富室，也根本不把这些出身不高、威望不够的地方官放在眼里，照样我行我素，武断乡曲，违法犯禁。“官轻俗悍”的局面也就在所难免了。
既然没有晋升的机会，又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那么，这些被放逐到陕北的地方官们自然也就自暴自弃起来，贪污腐化，不问政事，也就是明末陕北地方官的普遍行为了。这对于本已地瘠民穷的陕北，自然是一种灾难。
不过，这仅仅是明末陕北多灾多难中的一面而已！明季的陕北，灾难不断，尤其以旱灾为最重。在万历朝48年间，陕北有记载的旱灾年份达25年。在天启朝，更是旱灾、蝗灾不断。到了崇祯年间，更是年年旱灾。如崇祯元年春夏，陕北滴雨未下，庄稼全被枯死。到了崇祯二年，旱情更加严重，延安、庆阳一带，便是灾情最重的地方。此年四月，有一位叫马懋才的陕北人给崇祯帝上了一疏，描述了陕北的惨状。
马懋才是陕北安塞县人，天启五年进士，备员行人。他先后到过关外、贵州、湖广等地执行过公务，对各地惨状比较了解。但他认为，各地情形，“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即最惨烈的是陕北。其实际情形远远超出有些大臣所描述的那种“父弃子，夫鬻其妻”、“掘草根以为食、采白石以充饥”之程度。他说：
“臣之家乡延安府自去年以来，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份，百姓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像粪糠皮，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勉强延以不死。到十月以后，蓬草已无，只得剥树皮充饥。榆树皮的味道稍好，所以百姓以此与其他树皮相杂而食，可稍缓其死。到年终树皮啃尽，百姓只得掘山中石块而食。石头性冷而且味腥，稍稍吃点便觉饱胀，几天后便腹胀下坠而死。那些不甘饿死的饥民，便开始相聚为盗，抢掠财物。政府也不能禁止。偶尔有被捉捕的饥民，也毫不在乎。他们称：饥饿而死与为盗而死都是死，与其坐而饿死，还不如为盗而死，因为做强盗而死，犹能做饱鬼！”
马懋才接着说：
“最可怜者，是在延安府安塞城西某处。此地每日必有弃婴数人，啼哭号泣，呼喊父母，甚至吃食粪土。到次日凌晨，这些弃婴已无一活者。而新弃者又至也。
更可怕的是，孩子以及孤身独行之人，只要一出城门，便无踪影。后来发现，城外之人以人骨为薪，煮人肉为食，才知原先失踪之孩童，都已被吃掉了。那些吃人的人，也于数日之后变得面目赤肿，燥热而死。因此，遍地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在县城之外，挖了几个大坑，每坑可埋数百人，被用来收拾骸骨。我到之时，已葬满三坑，而数里之外来不及掩葬者，又不知有多少了。小县尚且如此，大县则可想而知了。”
最后，马懋才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黎民百姓只能逃亡，成为饥民、流民，最终沦为盗贼。这就是秦中遍地是盗的原因！
据后来方志的叙述，崇祯朝初期，陕西几乎年年有大旱：
崇祯元年，全陕旱灾、霜灾，陕北尤重，人食蓬蒿。
二年，陕北又大旱，人相食。
三年，全陕旱灾，米脂县夏、秋颗粒无收。
四年，北起榆林，南至延安，大旱。
五年，陕北大饥，人相食，僵尸遍野。
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
饥荒之年，粮价飞涨。如崇祯二年陕北粮价每石4两，至三年米脂每石4两，府谷已涨至每石6两。崇祯四年，延安等地涨到每石6至7两，安定等地竟涨至每石12两。粮价居高不下，其危害十分严重，而拿饷银购粮的兵卒更是首当其冲了。
由于陕北驻有重兵，而本地却没有多少余粮可供军用，所以边军供应历来就是件头痛的事情。在早期，明政府通过屯田、民运等办法，尚能勉强维持。但至明中期以后，税制改革，屯田崩溃，朝廷改用饷银之制，即由政府拨银给边军，边军关饷后在当地购买粮食。这种供应制度很不稳定，受粮价波动的影响很大。
士卒每月拿到的饷银就那么多，如果粮价上涨，就购买不到足够的粮食充饥。陕北长期大旱，根本无粮供应军队，外地如无粮调运进去，军队即使有钱，也无处购粮。更何况自万历末年以来，朝廷把注意力放在东北，对西北军队无暇顾及，陕西诸镇长期欠饷，士卒根本关不到足额饷银，入不敷出。到天启年间，西北士卒已普遍陷入困境，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至到了卖妻鬻子、变卖兵器的地步。
既然连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维持，军纪自然就要败坏，加上将吏的克扣、虐待，积怨日深，士兵们便开始思变了。聚众闹事、结伙溃逃便不可避免了。这些士兵，原本就是职业军人，家无私产，也没有什么谋生本领，除了做强盗外，别无他法。在天启年间，这种情形已很严重，到了崇祯初年，更是发生了大规模的临阵溃逃、哗变。这些边军最终都汇入了农民军的行列，成了朝廷的掘墓人。
崇祯帝上台后，还做了一件蠢事，那就是裁驿。裁驿之举，对本已恶化的陕北局势，无疑是雪上加霜。
陕西、山西之间千里有余，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因此公私都须依赖驿站、驿道。明廷也依照一定的标准予以补贴。在晋陕一带，有相当多的民众依赖驿站生存，他们虽度日艰辛，但也还算有一个固定的饭碗。
不过，至崇祯帝上台后，突然有一个裁驿之举。有一位名叫刘懋的兵科给事中向崇祯帝提出建议，要求裁撤驿站，节省费用。崇祯帝本就对驿传系统中的腐化深有不满，计划痛革，刘氏之举，正合己意，便于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变革万历以前的旧章，重新规定驿传章程，并裁撤了一大批驿站，每年大概能省下60余万两白银。
裁驿之举是针对全国的，但受影响最大的是陕晋之地。许多藉此生存的民众，从此失去了谋生的来源，最终投到了农民军的行列。如明末农民军首领李自成，就是其中的一员。
也正是因为裁驿之举影响面很大，所以当时有很多官员对此坚决反对。被裁之人都把仇恨集中到刘懋身上，呼其名而诅咒之。图其形而丛射之。刘懋受此刺激，不久便郁郁而死。他的棺木运到山东后，再也没有人肯运，以至于只能寄存旅舍，经年不得归葬家乡。
后来也有不少人认为，崇祯帝此举，得不偿失。更有人认为，崇祯帝没有能理解祖宗设立驿站之意。他们说，祖宗设立驿站，就是为了控制年轻力强之人，使他们肩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而不能惹是生非。崇祯帝却未能知其妙用，而刻意裁削，真是驱民为盗。
平心而论，崇祯帝改革驿递、节省国用，原本也无大错，事实上明末驿递，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问题在于，崇祯帝此举，过多地考虑了朝廷的利益，而置百姓利益于不顾。说到底，像驿递之类的衰败，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势者，百姓并不是获利者，甚至往往是直接受害者。他们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一责任。然而，在现实中，百姓却几乎没有例外地总是为那些并不是由他们造成的过错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明末朝廷的举措，基本上都是如此。百姓们被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也只有走官逼民反的绝路，作最后的一搏！
因此，明末的大动荡爆发于陕西，并最终导致了王朝鼎革、外族入侵，这固然有陕北方面的特殊因素，但最根本的症结正是在中央王朝。即使陕北不乱，其他地方同样会乱，并最终也会酿成大动荡。因为像明末这样的政局，已没有不乱的理由！也只有通过一次大动荡的洗涤，中国才会重新出现由乱至治的局面。
第七章 深谷寒风
1。李自成受挫
崇祯八年（1635）十月崇祯帝第一次下“罪己诏”，可以说是局势严重恶化的标志。于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