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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号称帝乡，但一入其境，只见土地多荒，庐舍寥落，一望萧然。
究其原因，是因为凤阳土地本就贫瘠，在江北属下下之郡。一遇灾荒，百姓往往向外逃荒。而走掉的那部分户口本应承担的赋役，就须让留在本地的人承担。如此恶性循环，结果自然是户口越来越少，荒地越来越多。”
所以，钱士升最后要求朝廷对凤阳予以特殊照顾，蠲免凤阳的赋税。
崇祯帝在看过奏疏后，也未有多大反应，只是轻描淡写地批了一句。他是怕开了先例，各地起而效尤。当时他正想方设法增加收入，自然不愿接受钱士升的建议。
既然如此，凤阳的局势便不可避免地要恶化下去了。崇祯七年（1634），凤阳守军曾发生兵变，皇陵卫指挥侯定国被乱兵杀死。
到了崇祯八年（1635）正月，凤阳守备太监杨泽得知农民军已围寿州后，急令留守朱国相准备迎敌，令风阳知府颜容埴领乡兵防守。这位杨泽，声名不佳，唯财是贪。凤阳商民对他很是不满，便诉告于巡按御史吴振缨。吴振缨哪敢得罪杨泽，当然不接受诉告。群情激奋之下，百姓一拥而至太监署，点火焚烧。吴振缨则伺机逃脱。
于是，一些极端的百姓便偷偷地赴颍州去接纳农民军。
正月十五日夜，适逢元宵节，凤阳城中依然是仕女如云，笙歌彻耳。农民军的先头部队约300人，化装成商贾、车夫，悄悄潜入凤阳城中。突然，城中火光四起，喊声冲天，百姓狂奔，一片混乱。农民军乘乱占城，大军随后而至。
当时的凤阳本无城墙，无险可守。城中虽有数千兵马，但根本无法组织抵抗。留守朱国相、指挥袁瑞征仓促应战而死。
据说农民军首领扫地王、太平王杀入府署，抓到了身穿囚衣混迹于囚犯中的知府颜容瑄，用棍子把他活活打杀堂下。推官戴文英等6位文官及41位武官，也被处死。据说士民被杀者多达数万人。
或许是农民军这么多年来一直被追杀，吃足苦头，因此把怒气都发泄到了凤阳，以报复崇祯帝和朝廷。
他们把太祖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即皇陵糟蹋得面目全非。他们放火烧掉了皇陵、享殿以及陵区内的30万棵蟠松，杀掉了守陵太监60余人，把关押在陵区高墙内的罪宗（即犯罪的宗室人员）百余人放跑。他们放火焚烧城中的公私邸舍2万余间。龙兴寺也被点着了大火。一时间，凤阳城内外火光冲天，光照百里之外。
农民军公开打出“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号，在凤阳地区恣掠3日，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过了几天舒心日子，庆祝他们前所未有的胜利。
据说农民军曾在凤阳神祠中占枚问神，得了个下签。一怒之下，剖神像，拔营而去。在分兵撤退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据说李自成曾向张献忠索要皇陵中那些善拉会吹的小太监，张献忠舍不得给。李自成一怒之下，便与张献忠分开。当然，这些记载是否属实，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从农民军流动作战的一贯手法而言，农民军撤出凤阳地区也是意料中的事。他们根本不会久留此地。另外，凤阳沦陷后，周边的官兵纷纷向凤阳进发。太监卢九德等率川兵3千急驰救援，山东巡抚朱大典也调徐州总兵马、睢州总兵骆举率兵进援。南京方面也有进兵动作。农民军绝不会留在凤阳等着官军来进攻。
具体而言，农民军撤离凤阳地区后的主要攻击路线，有这样几路：
一路由高迎祥、李自成等人率领，从凤阳府太和县进入河南。经河南鹿邑、杞县，进入密县山中。
一路由扫地王等率领，攻毫州（今安徽亳县），走河南夏邑，围归德。
这两支部队后在河南归德地区会师，图谋西入潼关。
一路由张献忠等人率领，杀入庐州府境内，先后攻陷庐江（今庐江），屠戮巢县（今巢县）、无为（今无为）及安庆府的潜山（今潜山）、太湖（今太湖）、宿松（今宿松），后遇应天巡抚张国维的抵抗，又杀入湖北麻城，进入河南境内。
张献忠一支，攻掠最凶，南下庐州、安庆两府后，除庐江一城未下外，其余各城无不攻陷，令朝廷无法抵挡。
凤阳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上下一片惊慌。
兵部尚书张凤翼接到败报后，大惊失色，几乎要站立不住，晕倒在地！
崇祯帝接到中都沦陷、皇陵被焚的消息后，悲痛欲绝。此日本当开讲经筵，崇祯帝特传旨免行。他自己素服避殿，亲自赴太庙祭告祖宗之灵，并命百官修省。
凤阳之变在崇祯帝心中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他在默默承受着朝廷上下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之际，不得不面对列祖列宗，反省自己即位以来的种种举措。不过，他更希望他的军队能在短期内剿灭农民军，为他报仇雪恨。
为此，他进行了新的部署。
他首先作了人事上的调动。
凤阳被焚，总要有人顶罪。漕运御史兼凤阳巡抚杨一鹏在劫难逃，后被斩首弃市。其实，杨一鹏也有点冤。作为巡抚，杨一鹏因年老多病，是不太称职。但斩他的罪名，却是他没及时救援，或没有及时从淮安移镇凤阳。而在这一点上，杨一鹏却没有死罪。镇守淮安，本是朝廷的规定。而且杨一鹏事先也征求过朝廷的意见，崇祯帝则明确表示不必移镇。当然，话虽是崇祯帝以圣旨的名义说的，实际上却是内阁首辅温体仁的意见。就此而言，朝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与杨一鹏一起被迫究的，还有凤阳巡按吴振缨。他也被逮下狱，最后充军戍边。守陵太监杨泽则自知罪孽深重，先畏罪自杀了。
杨一鹏被逮后，由朱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协同洪承畴围剿农民军。再发精锐的辽兵3千，由总兵祖宽率领，开赴前线。同时急令洪承畴加紧围剿工作。
但前线的战事，并没像崇祯帝所迫切希望的那样，有迅速好转的迹象，反而越来越糟糕。
洪承畴依据当时的形势，制定了一个初步的方案，具体布阵如下：
四川镇抚所属各部，移驻夔门、达州一线，进援湖广襄汉；
湖广抚镇，则分驻承天、襄阳，郧阳巡抚驻郧阳；
漕运总督移驻颍州、毫州，进援河南的汝宁、归德；
山东巡抚移镇曹州、濮州，向南支持江北江南；
山西巡抚移驻蒲州，进援河南灵宝、陕州；
陕西巡抚移镇商州，以便策应、调度陕西南部的兴安、汉中诸地；
河南巡抚移镇汝州、南阳间；
保定抚镇移镇邯郸、磁州一带。
洪承畴的如意计划，是想南北策应，形成一个大包围圈，把农民军困在河南，一举歼灭。
然而，农民军并不会如此“听话”，留在河南等朝廷来围剿。他们不久又故伎重演，杀向关中。
就在洪承畴出潼关进入河南后，原先留在河南西部的农民军便乘陕西空虚，杀回陕西境内。至此，由安徽进入河南的高迎祥、李自成等部，以及由湖北进入河南的张献忠等部，加上原先留在河南的农民军，纷纷杀向河南之西部，并重回陕西境内。
忙了半天的洪承畴，急忙修改战略，由河南回救陕西。他于四月二十日前后在河南汝宁召开了会议，进行了布置。基本情况是：
他本人亲率贺人龙、刘成功等部将，杀入陕西，与农民军决战，同时命曹文诏由湖广进入河南，与他共同作战。
总兵左良玉、汤九州率兵5千，扼守陕西商南县境内的瓦屋、吴村两个要隘，切断农民军进入河南内乡、淅川的捷径；
总兵尤世威、徐来朝率兵5千，扼守陕西洛南县境内的兰草川、朱阳关，防止农民军由此进入河南的灵宝、陕州、卢氏等县；
总兵陈永福率官兵近2千名，扼守河南卢氏、永宁境内诸隘口，协助河南巡抚陈必谦堵截农民军南北往来；
总兵邓玘、尤翟文、张应昌、许成名，各以所部防守汉江南北之上津、郧西、平利、竹溪等县，防止农民军从此地进入湖广境内；
同时请敕朱大典防江北。
这是洪承畴针对农民军流动作战的一贯作风而制定的不得已的策略。他想用拙策死守之法，来对付农民军的轻逸飘忽。此招虽笨，但如能彻底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