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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巡抚唐晖驻襄阳府南漳县，遏制农民军之东南。
四面包围既定，陈奇瑜率卢象升等开始进击。他们从郧阳府的竹溪开始，连战于平利（属陕西汉中府）、乌林关、沟阳界、乜家沟、蚋溪、狮子山等地，10余战皆传捷报。其副将刘迁则攻击于平利、竹溪之间，游击贺人龙等追击至紫阳，分获大胜。
在陈奇瑜的强大压力之下，农民军大部分被赶压到了陕西的汉中地区。陈奇瑜得势之后，檄令游击唐通在汉中保护藩王；遣参将贺人龙、刘迁、夏镐扼守略阳、沔县（今勉县），防止农民军西遁；副将杨正芳、余世任扼守褒城（在今汉中之北），防止农民军北逃；他自己则督副将杨化麟、柳国镇驻扎洋县（今洋县）；另命卢象升、练国事、玄默各守要害。陈奇瑜满怀信心，梦想在汉中一口吃掉农民军。
陈奇瑜的围堵果然很快就有了效果。到此年的六月，张献忠等部主力最终被陈奇瑜围困在一个名叫“车厢峡”的地方，陷入了绝境。
车厢峡的确切地点至今仍没找到。一般认为，车厢峡位于兴安县（今兴安），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车厢峡很可能位于汉中附近，是汉中栈道附近的险地。
据说车厢峡长40里，四面绝壁。农民军一入峡口，即遭到地方武装的袭击，或垒石断路，或投石飞击，或纵火烧林，农民军吃了大亏。当时正是阴雨连绵的雨季，农民军处境困难，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人饥马乏，死亡过半。如果陈奇瑜能合兵进击，可望全歼。
但农民军首领们此时又祭出他们屡试不爽的两件法宝，即行贿和诈降。
被困在汉中的农民军主力，目前可以确定的只有张献忠部4 万多人。至于闯王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当时是否也在其中，仍有待于证实。
农民军把平时攻掠所得的金银珠宝聚集起来，用来贿赂陈奇瑜的左右，疏通关系。他们在做好人情后，便向陈奇瑜提出，要求投降朝廷，返回故里，重做良民。
陈奇瑜此时是踌躇满志，不明底里，以为身陷绝境的农民军这次是真的投降。不动干戈，就能大功告成，如此美事，更是让他乐滋滋地昏了头。他竟轻易地点了头。
他立即上报朝廷。在得到批准后，陈奇瑜接受了农民军的投降。陈奇瑜对投降的农民军还是相当不错的。他把收降的3万6千余人，每100人编成1队，每队派遣安抚官1名，以示督察。不久前还杀得你死我活的官军和“叛贼”，此时竟相互揖让酣饮，易马而乘，一团和气。原本饥疲不堪、衣衫不整的农民军，此时也已换上了衣甲，吃上了饱饭，甚至配上武器，整队出栈，焕然一新。如此戏剧性的场面，不免有些滑稽。
陈奇瑜哪里知道，这些逐渐恢复元气的农民军，一旦脱离险境之后，又会恢复本性，再叛朝廷。
其实，陈奇瑜本应该知道这批人的本性！在此以前，他们曾多次诈降，让朝廷吃足苦头。陈奇瑜也曾在陕西跟这些人打过交道，并不是初来乍到。遗憾的是，陈奇瑜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如果他那些从陕西跟出来的手下人能及时提醒他，大概事情也不至于弄得这么糟，可惜的是他的手下人早拿了别人的重贿，哪里还会提醒他？
陈奇瑜好不容易挣出来的声名和地位，没想到竟毁在他手下人手中！
脱离汉中险境的农民军，立即翻了脸，重操旧业。
事情的起因，据陈奇瑜后来的说法，是因为陕西地方当局杀降激变。
据说，当时有一部受抚的农民军，奉督抚之命，被遣送到凤翔（今凤翔）城下，准备在城内安置。凤翔城中的士民哪里肯信？他们担心这些亡命之徒是设计赚城，便死活不肯开城门接纳。最后双方议定，农民军先派人由城下沿绳绐缒上城，商讨有关事宜。结果是被吊上城墙的36人惨遭杀害，尸体被摔下了城墙。
城下的农民军傻眼了，退而走宝鸡（今宝鸡）。宝鸡知县李嘉彦自然也不肯接纳，用武力把他们驱逐。结果被招抚的农民军重新反叛，陈奇瑜的抚局也彻底破产。
不过，杀降激变、持异激变，是陈奇瑜的说法。开始时，崇祯帝相信了陈奇瑜，并下令逮捕了李嘉彦等人。而朝廷上下却都说这是陈奇瑜推诿责任，自己犯下大错，却要别人承担责任。
其实，陈奇瑜抚局的失败，在当时有一定的必然性。
对农民军方面而言，诈降仅是一种手段，目的只是为了摆脱困境。在汉中求降时，他们或许是真心投降，因为当时不投降也只有死路一条。但一旦逸出绝境，他们肯定会重操旧业。这些不安分的农民，在起事以前，或许还会逆来顺受，过着非人的生活。起事后，他们已尝到了叛逆的甜头，尽管这种甜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却仍有吸引力。要想再让他们回乡种地，重过挨饥受冻的那种不死不活的日子，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对陕西地方当局而言，招抚这么一大批降卒，也有实际困难。当时陕西正逢天灾人祸之后，仓储空虚，官军尚且不能保证粮饷的供给，哪里还有余力来供养这么一大批人。况且在当时许多人眼里，这些农民军都是些杀人放火、不讲信用的可怕人物。一般州县避之犹恐不及，哪里还敢去招惹？闭城不纳、甚至武力驱逐，便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事实上，当时对朝廷危害最大的那几股农民军，一出汉中栈道，便杀掉了监察的安抚官，开始攻掠。这也说明，农民军在汉中投降时，就计划了这一手。
农民军的降而复叛，使陕西的局面顿时严峻起来。整个陕西给搅得翻了天。
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先后攻掠巩昌府（府治在今陇西）、平凉府（府治在今甘肃固原）、临洮府（府治在今甘肃临洮）、凤翔府（府治在今凤翔）等地几十个州县，先后打败贺人龙、张天礼等部，并斩杀了固原道陆梦龙。在这年的闰八月，李自成还一度把悍将贺人龙包围在陇州（今陕西陇县）。贺人龙与李自成有老乡关系，所以李自成曾派高杰劝降贺人龙，贺人龙不干。后来因洪承畴率兵解围，李自成才率兵退去。
当时活动于庆阳的另一股农民军，也乘势南下，攻到西安附近的三原（今三原）、泾阳（今泾阳）、耀州（今耀州）、富平（今富平）一带，西安震动。
在陕西境内的其他各部，也纷纷攻掠。河南、畿南的农民军则遥相呼应。
农民军之所以能如此气势冲天，还与这年后金的入侵有关。
崇祯七年（1634）五月，皇太极再次率兵，绕过山海关防线，从蒙古地区犯边，攻入宣府、大同等晋北地区，威胁京畿。朝廷除令宣大总督张宗衡，率总兵曹文诏、张全昌抗击外，还先后从陕西、河南调动洪承畴、左良玉、汤九州诸部参加抗击，造成陕西、河南等地兵力空虚，给农民军提供了可乘之机。
直到闰八月后金军队撤出长城一线后，洪承畴等才得以回师陕西，陕西等地的局面也随之有所改观。
洪承畴回师之后，便命总兵左光先率兵赴陇州。当时贺人龙已被李自成的兵马围在陇州40余日，处境相当困难。左光先率援军赶到后，与贺人龙内外夹击，大破农民军。
此年的九月，朝廷檄令河南、湖广、山西、四川兵分四道入陕会攻：
河南兵进入同州（今陕西大荔）、华州（今陕西华县）地区；
湖广兵进入西安府的商州（今陕西商县）、洛南（今陕西洛南）地区；
四川兵进入汉中府的汉中、平利、兴安（今安康）地区；
山西兵进入西安府的韩城（今韩城）、蒲州（今山西永济）地区。
此外，朝廷还调集防边的2万军队进入陕南参加会战。
由于朝廷的围剿，陕西境内的农民军被迫开始了新的突围。到第二年即崇祯八年（1635）的正月，分成两路的农民军主力，已基本上涌入了河南境内。
一路通过湖广郧阳地区，迂回杀入河南。这股农民军，据说多达20万人，其前哨已抵达郧阳、上津，后队还没有离开汉南，前后绵亘数百里。而当时郧阳的守军才不过数千人，根本无法抵挡，农民军如入无人之境。这支农民军在郧阳活动不久后，转而北上，进入河南地区。后来又往北杀入河南的南阳府和汝宁府境，向河南中部靠拢。
另一路农民军则直接由陕西杀入河南。这支部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