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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23日，这天一大早，我和站里的另一位记者坐车摸到了九龙土瓜湾一条叫做炮仗街的老街道，在那个地方，有一处新开张的“买卖”，一个客栈，这个“客栈”正名为“瑞士号黄金皇宫”，昵称则是“金屋藏娇”。“金屋藏娇”其实并不是小金屋里已经事先匿好了一位含羞带露的“俏佳人”，而是如果有人肯花钱在此过夜，他的新娘或者情人即使再相貌平平，其身价也可以和一个“娇”字配得。只是任何人要想在“黄宫”里与美人相拥一宿，没有20万港币，掌柜的不干，一般人享受不了，也舍不得享受。
过去有人说香港社会是不是满地黄金？这句话如果是在形容挣钱，我当然有资格摇头：非也，香港人大多数整天拼命工作，养家、养房，一个个活得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是在形容满世界的金铺，那就对了，香港的大小金店就像饭馆，很多地方一家挨一家，人们熟悉的名字像周生生、周大福、六福、谢瑞麟，此外还有一个金至尊，它的招牌虽然没有前几位那么响亮，但是内地人知道去了香港有个特别值得光顾的九龙金店，一间“金厕所”里摆放着“金马桶”，以后又冲出来了一辆“金马车”，这些奢华的巨型首饰就在“金至尊”，而“金屋藏娇”就是继“金马桶”、“金马车”之后，同一个老板别出心裁又亮出来的一个新鲜玩艺儿，只是炮制出这座真金的“黄宫”，商家除了购地，仅买下2。5公吨的黄金，就整整花去3亿港币，这价值3亿、2。5公吨的黄金如果摆到地上该是多高的一座金山？商家把它刨开、巧制，用在了“黄宫”的地面、天花板、玄关、壁画、沙发、座椅、睡床、浴缸、餐桌、餐具，总之“金屋”里的一切统统都用黄金打造，四周金光耀眼，身边是个物件儿价钱就令人咋舌凡人真的要是住到了里面，活生生地被包裹在“黄金”之中，想来肌肤也并不一定会感到特别舒服。
2006年9月，“瑞士号黄金皇宫”特意抢在了又一个内地“十一旅游黄金周”的前夕隆重开张，商家这样做，用心当然很在意利用游客集中消费，这里的“集中消费”并不是指望着真会有什么内地的大款出手阔绰，宁肯一掷千金20万来香港的“金屋藏娇”摆一回谱儿，做一回皇帝。“金屋藏娇”夜晚可以出租，白天还可以供人参观。每个想进来看看、想和满世界的金子拍张照片的参观者入场费只要港币25块，这个价格乍听起来并不算高，但是架不住人多啊黄金，在中国老百姓看来，那只是和天子有缘，普通黎民做不了皇帝，掏出25块港币，战战兢兢地走进“黄金屋”，坐一坐金床、摸一摸金杯，再看看“鸳鸯金浴”、“凤凰金厕”，还具有现实性，起码也打望一下皇帝的生活。
然而，就是在去过“金屋藏娇”后的第二天，我忽然想起了另一家店铺，灯具店，位于港岛摩理臣山道29号。这家灯具店半年前就在玻璃窗上贴出了“生意难做，回乡耕田”的8个醒目大字，声称即将关门、着急套现、半价甩卖。那8个大字分别衬着8张颜色不同的彩纸，用黑墨手写而成，是一种声明，也仿佛带着主人看不见的一种内心的凄凉。
“金至尊”的“金屋藏娇”隆重开张，摩理臣山道的灯具店却即将关张，这一开一关、一起一落，在香港本是家常便饭，不值得感叹，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就是因为头两天去采访了“金屋藏娇”，此一刻我才更加惦记起小小的灯具店，生恐不赶快拎上相机去拍张照，说不定哪一天人家什么时候就会消失，真的悄悄回到田里种起了水稻。
为什么灯具店老板要说自己“生意难做，回乡耕田”？
也许，灯具店小老板真的是遇到了资金上的麻烦，也许那8个大字只不过是一种刺激人的促销手段，我没有细究，采访也未必能够了解到真情，只是有了它的衬托，“金屋藏娇”总让人心里拧起疙瘩香港这才多大点的地方啊，有人土，有人洋，有人发愁，有人欢笑，这不是两极分化的简单问题，而是香港人认可的一种自然，几十年、上百年香港人就是这样一路“自然”地“认可”了过来，这造就了他们并不像我这样少见多怪、多愁善感。
土瓜湾的炮仗街是一条老街道，“瑞士号黄金皇宫”坐落在这条街上，没有高墙深院相隔，没有皇家卫队相护，“金屋藏娇”拉开窗帘就见陋巷，可街筒子从早到晚人来车往、喧嚣不断。尽管“黄宫”内所有的摆设、家具一水地都是按照西方真正的“皇宫”来铺陈，但是一门之外就是市井，那感觉很不搭调。9月23日开幕仪式，香港不知道有多少家媒体都派出了记者，或者说不知道有哪家媒体没有派出记者前来采访，但是记者们顶着烈日，扛着摄像机、三脚架，尽管顺脖子流汗，时不时地还要为占不住一个好的拍照角度而彼此产生摩擦，但隆重的采访阵容整整堵了半条街，那种环境、那种所在仿佛人们正在等待揭幕的不是一座“黄金屋”，给我的感觉，倒比较适合一个新开张的小饭铺儿或者一座刚落成的新街市（菜市场）。
大学“捧”在大佬的手里？
曾经我发现，在香港你会看到富人真富，穷人真穷。
香港的富人到底有多富？这道题并不难解，难解的是香港的富人和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给香港社会带来了什么、决定了香港的什么。
2006年6月29日，香港《文汇报》披露了“全球最富华人，本港包揽三甲”的消息，荣登本次调查排行榜前三位的全部都是港商，而这次评选的组织者并不是例如美国《福布斯》之类的外国杂志，而是中国商业联合会、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是第一个涵盖了全球华商及华商企业“500强”的顶级排行榜。6月28日，评选结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揭晓，香港上榜的富豪多达47位，资产占据7000多亿，是全部上榜富豪总资产的近1/3，其中，除了李嘉诚稳居世界华人首富以外，香港新鸿基地产的郭炳湘兄弟和恒基兆业地产的李兆基分别名列第二和第三位。
我不知道香港社会的命运会不会，或者进一步说究竟有多大的成分是掌握在香港的“富人”手里。2006年美林证券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称上一年全球约有870万个“百万富翁”，其中香港占了8万。这里所说的“百万富翁”不是“港币”的身价，而是“美元”。如果按“港币”来计算，全香港700万人口，人均资产早就超过了一百万。这些钱大部分当然还是集中在少数的一批巨富手中，巨富像大厦的支柱，支撑着他们自己的容光，也支撑着香港社会。此话说来很理论，怎么能让“理论”变得具体可感？一层沉重的幕布有一天不经意让我看到了一个翘开来的小小的边角
香港，很多大学的很多教学设施一般都是靠从民间“化缘”而来，这种情况在香港一点也不新鲜。然而做个比较：回到内地，内地的大学教学楼，尤其是在20年前，要么以学术性质而命名，什么数学楼、物理楼、化学楼；要么以阿拉伯数字1、2、3按顺序排列；但是在香港，无论你爬上“港大”（远在薄扶林山上），还是坐火车跑去“中大”（远在新界），或者去“科大”、“城大”、“浸会大学”，到处都可以看到以某某大佬的名字命名的大厦香港理工大学位于九龙尖沙咀，被左敦、红矗笥蚁嗉罚挥械胤缴煺故纸牛＞椭荒芸考缸┖斓拇舐ノ＃搅薖层（podium）平台，人们才可以看到一个相对成规模的空中校园。这几座被围成圈儿了的大楼，李嘉诚、何鸿燊、蒙民伟、包玉刚、邵逸夫、蔡继有、陈瑞槐、陈大河、陈鲍雪莹等等大佬们的名字赫然醒目。你站在平台的中心四下一望，一种感觉顽固不化：整个“理大”就像被几位“大佬”一双双手捧着，谁的手一旦酸了，“理大”的一角就要坍塌，政府的力量在这里至少从建筑上看不到有多少踪影，大学的主办人在建造这所大学的时候也不知道有没有掏过自己的腰包？
香港算是有钱人的社会，大学离了有钱人可能办不成，起码办不好，那么整个香港呢？离了“大佬”，是不是也就玩儿不转？
本来，那天我在“理大”采访，具体要拍摄的活动是两场讲座，题目分别为《香港年青人如何获益于中国急速的经济发展？》、《如何在“大陆市场”的影响下保存“香港文化”？》，然而来到“理大”，我的感觉首先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