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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大家叫他做流浪汉、浪荡鬼等等,有人甚至叫他做小偷、流氓或者强盗,但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是污蔑他。弗朗蒂歇克·国王从未没拿过、偷过和抢过别人的东西。请你们相信我的话好了,他一根线也不拿人家的!正因为他这样诚实,他最后受到了大大的尊敬。我这会儿正要给你们讲这件事。
有一日,这个流浪汉弗朗蒂歇克站在波德梅斯捷奇卡附近的十字路,正在想:是到维切克家讨个小面包好呢,还是去向普罗乌兹老先生讨个羊角面包好。正巧这时候,他身边走过一位戴圆顶礼帽的先生,一看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外国旅客、十分神气,手里拿着个小手提箱。忽然刮起一阵风、把这位先生头上的圆顶礼帽吹了下来,吹得它一路上往前咕碌碌滚去。
“请给我拿一会儿,朋友,”那位先生叫了一声,随手把自己的小手提箱交给了流浪汉弗朗蒂歇克。
弗朗蒂歇克还没来得及开口,那位先生已经飞也似的去追那项帽子,真是但见灰尘滚滚!
弗朗蒂歇克·国王只好拎着那个小手提箱站在那里,等着它的主人回来。他等了半个小时,他等了一个小时,可是它的主人一直不回来。弗朗蒂歇克又不敢离开一下去讨面包——怕那位不认识的先生回来找手提箱,却跟他错过了。他等了两个小时,等了三个小时,为了不大无聊。只好又演奏他的肠子。
那个人一直不回来,天已经黑了,天上星星闪烁。全城的人都像猫在灶头上那样蜷伏起来睡着了,只是不喵喵叫——因为他们睡得那么甜。可是这位可怜的流浪汉弗朗蒂歇克却一个劲儿地直挺挺站着,冷得要命,眼睁睁地看着天上的星星、只等那个不认识的人回来。
半夜十二点的钟声刚响,他就听到一个可怕的声音:
“您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等着一个不认识的人,”弗朗蒂歇克说。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那个可怕的声音又问。
“是那个人的手提箱,”流浪汉说,“他关照我替他拿着,直到他回来。”
“那个人在哪儿?”那可怕的声音第三次问。
“他追他的帽子去了,”弗朗蒂歇克回答说。
“哈哈哈!”那很凶的声音说。“太可疑了。您跟我来。”
“怎么能走开?”流浪汉想反对。“我得在这儿等到他回来。”
“我以法律的名义宣布,您被捕了!”那很凶的声音吼了起来,弗朗蒂歇克顿时明白,这个人正是警察博乌拉先生,跟他争是没有用的。
他搔搔后脑勺,叹了口气,只好跟着博乌拉先生上警察局去。他们在那个厚本子上记下了他的名字,把他关进了看守所,拿走了手提箱,要等到法官先生来。
第二天早晨,流浪汉给带去见法官先生。老天爷,怎么就想不到呢,这位法官先生就是高级文官舒尔茨先生,如今他也待在那无忧无虑的天堂了。
“哼,你这无业游民,废物,好吃懒做的家伙。”法官说,“你又到这儿来了?由于你无家可归。我们把你关了一天,算下来一个月还不到!天啊,我碰到你这号人,朋友,也真叫倒了大霉!这一回又是为了什么把你带来了?为了你在街头游来荡去吗?”
“不是的,法官先生,”流浪汉弗朗蒂歇克回答说。“这一回博乌拉先生把我带来,正好相反,是因为我一直站着不动。”
“那么,你这流浪汉,”法官说,“你干嘛一直站着不动呢?你不这样一直站着不动、就不会把你带来了!不过我听说从你手里找到了一个什么手提箱,这是真的吗?”
“对不起,先生,”流浪汉说,“这手提箱是一位不认识的人交给我拿着的。”
“唉呀!”法官先生叫起来。“我知道你这个不认识的人!你们这些弟兄偷了东西,总说是个什么不认识的人给的。朋友,你骗不了我们!我问你,手提箱里有些什么东西?”
“说谎当场死掉,我不知道,”流浪汉弗朗蒂歇克说。
“哼,你呀,浪荡鬼!”法官先生说,“我们这就来看看!”
法官先生打开手提箱,惊讶得从座位上跳起未。手提箱里塞满了钱。法官一数,里面一共有一百三十六万七千八百一十五元九角二分,外加一把牙刷!
“真该死,”法官先生叫起来,“朋友,这些钱你是从哪儿偷来的?”
“对不起,法官先生!”弗朗蒂歇克·国王回答说,“这个手提箱是一位不认识的先生要我给他拿一拿的,他的帽子给风吹走,他追帽子去了。”
“哼,你这个骗子!”法官先生吼叫起来。“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的鬼话吗?哪个人会相信你,会把一百三十六万七千八百一十五元九角二分外加一把牙刷交给你这个叫花子?我倒想见见他!……现在上看守所去吧!你放心,你偷了谁的钱,我们会弄清楚的。”
就这样,可怜的弗朗蒂歇克在看守所里给拘禁了很久。
冬天过去了,春天过去了,可还没人来报告丢失这笔钱,于是法官舒尔茨先生、警察博乌拉先生以及法院和警察局的其他先生们已经开始疑心,弗朗蒂歇克·国王这个无业、无固定住址、一直犯案的乞丐游民准在什么地方把一个不知名的人杀死埋掉,把他那一手提箱的钱抢走了。
就这样过了整整一年零一天,弗朗蒂歇克·国王又被带上法庭,要判他杀害了一个不知名的人,抢劫了他一百三十六万七千八百一十五元九角二分和一把牙刷的罪。
唉呀呀,朋友,那可不得了——犯了这个罪可是要判绞刑的呀!
“哼,你这恶棍,坏蛋,强盗,”法官先生对被告人说,“你还是全招认出来的好!你在哪里杀害了那位先生,并又把他埋在哪里了?承认了可以纹得轻些。”
“但我并没有杀害他!”可怜的弗朗蒂歇克申辩说,“他只是去追他那顶帽子,连影子也没有了。他像裁缝钻进全是人潮的市场,飞得无影无踪。这手提箱是他亲自塞到我手里来的。”
“好,”法官先生叹了口气,“既然你愿意这样、那么我们就只好不等你承认就绞死你了……博乌拉先生,上帝保佑,请您绞死这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吧!”
他还没把话说完,门就砰地打开,进来了一个不认识的人,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是灰尘。
“到底找到了!”他一口气说。
“找到谁了?”法官先生用严厉的声音问。
“找到圆顶扎帽啊!”不认识的人说。“可是乱七八槽地忙了一通,好心的人们!……你们想象一下吧,一年前,我正在波德梅斯捷奇卡附近的路上走,忽然吹未一阵风,把我头上的帽子给吹走了。我随手把我的手提箱交给了一个什么人,接着——呼地一声——就跑着去追我的帽子。这项可恶的帽子顺看桥咕噜噜滚到塞赫罗夫,从塞赫罗夫滚到札列西耶,从札列西耶滚到尔台尼亚,穿过科斯捷列茨滚到兹贝奇尼克,经过整个格罗诺夫和纳霍德,一直滚到国境。我一路追着它,眼看就要抓到了。可是国境上一个关口人员拦住我,问我要上哪里去,我说去追帽子。我还没来得及给他解释完,帽子已经连影子也没有了。于是我在当地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又急如星火地到列文和胡多巴去追帽子,那儿的水真臭……”
“等一等,”法官先生打断他的话说,“这儿在开庭审判,可不是请您上地理课!”
“那我就长话短说,”不认识的人说。“在胡多巴我打听到,我那项帽子在那里喝了一玻璃杯水,给自己买了一根手杖,坐火车上斯维德尼克去了。我自然马上坐火车去追它。在斯维德尼克,这该死的帽子在客栈过了一夜,也不付一个子儿房钱,又不知上哪儿去了。我打听到它在克拉科夫浪荡,并又——愿它不得好死!——打算在那里跟一个寡妇结婚。我只好又上克拉科夫去找它。”
“您为什么非这样追它不可呢?”法官先生问。
“这个嘛,”不认识的人说,“这项帽子还几乎是全新的,而且我在帽带底下塞着一张从斯瓦托诺维策到斯塔尔科奇的回程票。我需要这张车票啊,法官先生!”
“哦,”法官先生说,“那我明白了。”
“就这样,”不认识的人说,“我可不想再买一次票!……我刚才讲到哪儿啦?对,我上克拉科夫去,好,我一到那里,可是帽子——你说它坏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