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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王赖以统治的资源失去或被耗尽时，他们的衰落和灭亡就开始了，一个王朝的灭亡必然带来一个社会文明的停滞不前，这就是为什么沿黄河的乡村、城市没有随着秦、汉、唐等王朝的统治与悠久历史的延伸，而呈现出繁荣与辉煌。
历史不但没使这些乡村、城市的文明显示出强大的对外辐射力与征服力，相反，他们却以苍白、破落、污染和衰退的形象出现，因为帝王对这些地区完成的仅仅是统治。技术的创新与生产力提高，城市文明的推进是需要企业家来实现的，陕西及黄河流域没有资本家阶层来充当这个角色。他们的历史由帝王的单一统治向前延伸，向工业文明迈进的步伐停滞而沉重。
欧洲社会文明的演变不是帝王权力更替的单一线条，它伴随着创造思想的知识分子、寻求利润的资本家，制约国王权力的议会，独立的司法机构，培养人才的大学等一齐前进。它的文明延伸并不随着一个帝王的灭亡而走向衰落，国王权力之外有一个独立的资本家阶层，在不分白天黑夜地将人才、技术和资本源源不断送进他运转的机器里，实现他个人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增进了社会文明。
而黄河流域和陕西的官员，没有经过商业文化的洗礼，他们寻求安稳，回避社会矛盾而不具挑战精神。官员们持有的保守政治心态使他们对施政创新带来的风险，抱有宁可不干事也不犯错误的观念以保住自己的官位。
不创新，墨守成规就不犯错误？不担风险的执政文化使陕西及黄河流域一带的官员，很难将自己掌握的政治资源优化配置到乡村与城市中，使每一个人最大化实现他的愿望。他们在执政过程中不但不创新，还消极地对待中央出台的政策，甚至采取拖延不落实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中央的有些政策到地方后就难以实施的原因。
一般来说，一个城市变革的权力掌握在官员阶层手中，他们能否以最低的执政成本，将社会的各种资源优化配置，影响到一个地区人们生活质量能否提高与财富积累能否实现，而一个创新的企业家阶层，他能够引导人们去创造财富。
即使改革进行了20多年，市场化的热浪不断涌动在人们心中，可国有企业的优势地位，还深深地渗透在陕西人的心中，他们还幻想着靠政府的支持获得不需要通过竞争就能得到的资源。强大的国有企业是陕西保守势力的一个表现，它的力量影响到陕西官员对变革的选择。
黄河失去了往日的航运功能后，它必然在近代走向了衰落；长江仍然保持它的水上运输，其流域内的文明保持一种上升态势。
沿黄河的城市得益于计划经济，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在东中部及沿海地区，资本家为这一地区的工业启动了机器，播下了商业文化的种子，并打开了通向海外贸易的大门，西部与东中部的差距在这个时期已经拉开了。
正是来自中国各地的私人投资者，怀着从石油寻求财富的梦想，通过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借私人高利贷和合作入股并以自担风险，自己探索的创业精神，在陕北荒凉的山坡上打出了一口又一口油井，使黑色的石油在贫困的陕北展现出了财富创造的奇迹，进而促使石油成为了当地的支柱产业。
当他们推动了陕北一些贫困县的财政收入由过去的几百万元，向几个亿飞越时，这些石油投资商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收回油井的风暴向他们席卷而来。仿佛在一瞬间，他们开采石油的梦破灭了，而当地政府能给他们什么样的赔偿？他们沉重的债务靠什么偿还？
第十二章私营石油公司为何梦破招商引来石油开采浪潮 如果说处于历史沉睡之中、经历最顽固计划体制塑造的陕西，在黄土高原的紧紧包围中还没有主动地抛弃阻碍它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保守和封闭的观念，并建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则，那么陕北私营石油开采权的破灭，恰恰说明资本自由竞争的精神，还没有扫除笼罩在他们身上的计划经济的阴影。
“还我三权，还我油井，我要市场经济，不要市长经济。”这是2003年7月10日我赶到陕北靖边县采访时，看到政府门前墙上贴的标语。与这类似的口号墙上还贴了很多，大部分是投资者要回自己油井的呼声。
再往政府门前一看，一面白色长条幅上用蓝色字写着：“还我财产权，县政府抢走民营企业的油井和财产。”这蓝色的标语在阳光下显得很醒目，在条幅的下面已有几百人围坐着，为了要回被县政府没收的油井，他们已在这里苦苦地静坐了9天。
尽管这是烈日炎炎的夏天，阳光照在他们的脸上看上去显得有些疲倦，但他们焦虑、不安的内心几乎都在呼唤着一个东西：何时能要回自己投资的油井？
“我已在这里等了好几天，却不见他们出来给一个说法，这是我的材料，你给我看看，帮我向上反映一下。”一个凄怆略带发颤的声音打断了我正专注看墙上贴的标语。
我回过头，发现一个老人拄着拐杖站在我的眼前。他头上包着一块白布，深陷的眼睛里显得有些悲哀，那额头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仿佛是被苍凉的雨水冲刷成一道道深沟的黄土坡，而他驼着的腰似乎在诉说贫困的生活如同大山一样压得他再也直不起身来。
没等我看完他的材料，一个妇女走过来急切地说：“我的油井已被他们强行收走了，这是我的材料，你看看吧。”随即，静坐的人似乎知道我是记者，一下子有10多人围了上来，不久有上百人围上来向我（记者）诉说他们油井被收回去以后的不幸。
一位康姓投资者的讲述，把我带回到了他们在陕北开采石油的悲欢岁月。陕北石油开采的历史是在1907年打出了中国第一口油井，但从清政府、民国政府到解放以后的开采都不理想。
资源的分散，投入大而产量却很低，导致开采风险大而出现亏损。1958年石油部把延长油矿局下放给陕西省政府管理，1966年陕西省政府又进一步下放给延安地区管理。
一位地质学家这样形容说：陕北油藏是蜂窝状的，好比一块摔得粉碎的玻璃，井井见油，井井不流。
基于对陕北地质构造的认识和对陕北人还没有摆脱贫困的理解，原石油部部长康世恩1986年9月在关于陕北浅油层开发的谈话中指出，陕北有多大，油井有多大，问题在于井井有油，井井不流。克服这个困难，一是政策，二是技术，延长油矿可以变成一个石油公司，统一去搞，作为一个企业允许多层次的承包，一直包到县、镇。
1990年6月7日，康世恩在听取延安地区石油生产情况汇报时指出，你们要依靠群众，用最低的成本拿出那么多的油，这就是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实践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
康世恩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支持。根据国务院的批示，为帮助陕北地区的人们从贫困中摆脱出来，1994年4月13日，由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陕西省政府签订了一份石油开采协议，这份协议允许陕西省政府与中石油在陕北的长庆油田依法登记并投入开发油田，进行合作开发。
协议要求，为支持陕北地方经济发展，从有资质的长庆石油公司依法登记的勘探范围内划出约500平方公里，由安塞县等6县组织开发；从延长石油公司依法登记的区域内划出约580平方公里，由延安等7市县组织开采。这也是中国惟一把石油开采权下放到地方的举措。
有了这种政策的支持，延安、榆林地区各县成立了15家钻采公司，他们成立时的资金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这些钻采公司后来大部分陷入亏损，有的面临破产，只剩下一个空架子。眼看这些公司维持不下去，一些县政府开始出台一些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地投资商进入陕北开采石油，这其中包括一些私营公司。
我找到了一份刊登在1992年9月5日《海南特区报》上靖边县招商引资的广告，标题是“正在开发的大气田欢迎您来投资，我们县委县政府决心抓住气田开发的大好机遇，敞开大门，内引外联，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
受招商的吸引，来自中国各地的投资者纷纷涌向陕北。投资商一般是与县政府签订一个开采协议，有的与县钻采公司联营开发，合同有的是5年、8年，甚至无限期。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