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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时，村民不愿意退耕还林，担心退了以后生活没有着落。在给予粮食补贴后村民感到退耕比较划算，因为退耕不用种田粮食就有了保障，而种田遇到了干旱就全无收获了。
还林后村民开始养羊。村里共养羊350只羊，人均只有1只。数量如此之少使农民一时很难指望靠养羊致富，他们还是要靠给当地修建公路、挖煤炭赚钱。
呼书记进一步向我解释，黄土庙村的地都是荒地，种粮食根本没有多少收获，而将荒地出租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工业资本能给村子带来一些经济支持。村民认为建村办公楼能给他们带来经商的机会，在预期利益能实现的情况下村民也同意建办公楼。
呼书记还算了一笔账，地荒着不会产生任何经济效益。出租后荒地增值带来的资金能够解决村办企业缺乏资金的矛盾，村民也能在企业中找到就业机会，他们摆脱贫困才更有希望。
呼书记将荒地出租给企业经营，确能让村里的农民分享到工业增长带来的财富。地处公路边的黄土庙村，公路是把财富延伸到农民手中的一个途径，同时将处于贫困包围的农民与城市联在一起，使农民能把生产的产品通过公路运往城市，实现他们的劳动价值与城市工业文明的融合。
随着公路的延伸，陕北那些住在窑洞里的人，他们的视野越过了大山的阻挡向着城市文明聚集；而处在荒山中的农民不但无法获得便利的生活，而且还要付出高昂的生存代价。神木县马镇合河村的农民在黄河冲击形成的土地上种上了红枣和玉米，获得了一点收入。
我到合河村采访白永伟时，他正在加工从村里农民那里收购来的2万斤红枣。收购红枣的3万元钱是他从信用社贷的款，加工以后每斤能卖到3元钱。2003年，他种的红枣收了3000斤，每斤卖1。2元，玉米收了2000斤，每斤卖0。4元，他说村里每棵枣树产量最高的能达到200—300斤，一般产量在50—60斤。
红枣加工后他能赚到6000元，自产的红枣值3600元，他一年的毛收入有1万元，可买种子、化肥、农药得400元，一个在西安上大学的孩子一年就得8000元维持，一个上中学的孩子一年得2000元开支，一家人的生活一年要2000元。
将他与老伴投入的200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按20元计算，一年投入的劳动成本是4000元，这样算下来他一年还是亏损6400元。他说，负担最重的还是孩子的学费。为维持两个孩子上学，他还向别人借了2万元。面对沉重的债务他只能每年靠加工红枣还债。
马镇靠近黄河，全镇有1。9万人，人均耕地只有3亩，有6000亩地依靠着黄河边。全镇红枣种植有2万亩，2003年产量大约有600万斤，产值大约1000万元。养有9000只羊，人均收入只有1300元，全镇有200多户从事红枣加工业。
与其他镇一样，马镇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付当地的公共建设，还要依靠县级财政补贴。神木马镇中学校长高志强告诉我，学校一年得到的经费只有15万元。教育资源的紧张使有些班的学生达到了70人，美术和音乐几乎没有教师上。即使做试验一个班也得分两次进行。学校现有965名学生，按每个班35人计算，学校至少要扩大一倍，而资金从何处来？
高校长说，有600名学生在校住读，每个宿舍达到了18—20人，比较理想的是8—10人。我在高校长的办公室里发现，他的办公室一半办公另一半供自己住宿，另一间房子是他妻子和孩子住并且里面还要做饭。
他妻子没有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微薄的收入，现实的强烈反差使他感到有些失落，但他还是想在这种简陋的空间内，营造着他振兴农村教育的理想。
四面被大山包围的马镇几乎没有发展工业的优势，学校要获得教育资源的支持非常困难，这样的学校能否给处在深山里的学生一个走出去的希望呢？
如马镇这样教育资源处在严重短缺中的现象，在黄河流域还有很多，这实际上是公共财政分配极不公平造成的，而背后的深层原因又是当地工业在单一、低效率的国有产权中运转，不能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从而使教育资源处在严重供给不足的状况中。
绥德县枣林坪镇农民却没有马镇农民那样幸运。2002年，枣林坪镇种枣面积达23068亩，红枣产量3000吨，产值700万元，仅红枣一项农民人均收入达700元，红枣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可灾难在2003年降临了，进入丰收在望的红枣从8月就遭遇到持续半个多月的阴雨侵袭，已经成熟的红枣开始裂缝、发霉和腐烂，田野里到处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腐败臭味。
眼看着将要变为钞票的红枣却在阴雨中腐烂，农民真是欲哭无泪。他们一年的希望随着红枣在阴雨中的腐烂彻底地破灭了，加上投入的农药、化肥、电费及劳动力，农民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这是继2001年红枣受灾后，枣林坪镇农民又一次遇到重大自然灾害。失去收入来源的农民只得背起行李出外打工。
与这种阴雨形成反差的是，2003年5月以来，绥德县经受了持续长达百天的干旱，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69万亩，干旱受灾面积达40万亩，加上其他灾害受灾总面积达67万亩。
绥德县四周被荒山包围，全县1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7万。无定河穿城而过，地表水无法满足绥德的农业灌溉。汛期洪水来势又很迅猛，没有蓄水工程使水只能是陡涨陡退；枯水期间流量很小甚至断流，河道又被严重污染。
在这之前绥德已经干旱了5年，断流的无定河已淤积了很多泥沙。河两边扔满了各种生活垃圾，被阳光烤干了的沙子随风吹进了街道。城市被蒙上了一层灰尘，缺水使居民只能自己打井取水。
绥德林业局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自1999年实施退耕还林以来，全县共退耕还林23万多亩，但累计验收合格的面积却只有少得可怜的5万多亩。我到退耕还林的山上发现，种上的树显得很矮小，仿佛它从这荒山上吸收不到任何营养。要让它们给这片荒山带来绿洲似乎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梦。
退耕以后林成活了以后，有关部门才将粮食补助给农民，可农民无法抗拒干旱的袭击，也不可能知道干旱什么时候到来，农民也无力保证那些分布在荒山上没有水浇灌的树苗能活下去。要补种旱死的树苗农民还要承担新的成本。
结果是农民在退耕还林中处于弱势，退耕还林的压力与损失落到他们头上。掌握着退耕还林资金的地方政府部门官员，却从向上级汇报完成的退耕还林中得到了政治荣誉与奖励。
被十年九干旱困扰的绥德，年降雨量大约450毫米。春季雨水少使农民不能按时播种，秋季因洪涝灾害又得不到预期的收成。大部分村民人均占地只有2—3亩，他们种植的环境是沟壑丘陵，靠荒坡上获得的那一点粮食，他们一辈子也走不进拥有财富的天堂。
对种地有点信心的农民，盼着老天爷不要给他们以绝收的结局，而对种地失去希望的农民则走上了打工经商的道路。抛下的地因土地流转政策的滞后而不能向种田大户手中转移，这些地只能在山沟里沉睡，进一步加剧了土地资源由于不能优化配置而出现的浪费，使一部分地少的农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种植。
退耕还林后没有离开村子的农民选择到深山中养羊。绥德县辛店乡庙岔村的张汉春投资8000元养了50只羊，以每只150元的价钱他卖了20只羊，获得了3000元。建羊圈他花了1万元，向私人借高利贷2万元，一年他养羊的收入大约4000元，按这样计算他四年才能还清高利贷。
可他一家四口人，两个孩子上学一年开支得2000元，全家人生活一年得2000元。这样下来，他几乎没有钱还高利贷。养羊的饲料，是他在崎岖的山路上奔波20公里去割来的草。在他的视野里是一望无际的陕北黄土高原，荒山上随风扬起的灰尘似乎是他眼里永恒的风景。生活就像这深山一样紧紧地压着他，喘不过气来。
站在他的羊圈前，我看到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峰。那狭长弯曲的山谷里看不到一个人影，而寸草不长的山丘显示的是千百年以来自然给人们呈现的一副严酷的面孔，只有偶尔几声羊羔的叫声，才打破了这山谷里的的宁静。
有一首悲愤地诉说绥德黄土地贫困的歌谣在山沟里流传：山秃坡又陡，洪水四沟流，庄稼老天爷收，男人往外走。唱着歌谣的小伙子曾幻想着从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