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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主动打破封闭起来的围墙，市场经济的浪潮就难以涌进来。可自己现在是这个倒闭企业的看守者，能给它带来什么样的希望呢？他曾想推动毛纺厂破产重组，可工人对破产充满了怀疑。他们担心破产后拿到几千元或者几万元的补偿能干一些什么呢？这点钱根本不能补偿他们20多年对企业的付出。
企业有些领导人也有他们的利益考虑，破产后自己还能到社会上谋求到什么职业？退休费、医疗费能保障吗？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破产后自己的权力、地位会像云雾一样消失，再也不会有机会从国有企业获取利益。
因此，他们幻想将倒闭还没有正式宣布破产的毛纺厂拖到自己退休为止，以使自己的利益不因破产受到损害，这种想法与疑问是毛纺厂走向破产的潜在阻力。
刘厂长感到，自己过去以低收入为国有企业作出了奉献，企业倒闭后仍在尽最大努力将企业剩余的资产盘活，设法给工人就业的机会，使社会保持一种稳定。那么，政府就应该给像自己这样的企业领导，有个安排或合理的回报。
否则，等毛纺厂破产被新的资本方收购后，自己将会与那些住在窑洞的工人一样变得一无所有。因此他看守着这破落的厂房，是不甘于企业倒闭后自己的利益受到更大的损害，他想在对这剩余资产的经营中使自己过去没有实现的利益得到补偿。
延安国有企业改制办公室副主任高占清对我说，延安要改制的110家国有企业基本上都处于负债状态，能盈利的企业很少。它们大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国家支援延安建成的企业，给改制带来的阻力是人员多，企业资产质量差，负债重。
高占清认为，国有企业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如果现在不改以后可利用的价值会更低，那些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不仅会进一步地消耗延安稀缺的资源，还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拯救他们。
第五章告别国有身份的时代财政补贴还要吞吃多久（2） 缺乏有效资产的延安国有企业，变革的速度不仅很缓慢而且带来的改制成本也很高昂。政府有关部门设计的补偿标准是，按社会上年平均工资的三倍给工人补偿，一个干了10—20年的员工能得到2万元。
但考虑到员工曾为企业付出了很多，补偿标准还可以更高一些。政府如果只考虑它的经济承受力将补偿标准定得过低，会使员工多年为企业的奉献得不到回报，也没有财富用于消费。一个城市中，工人阶层大多数是贫困者，不利于城市功能的扩张。
那些经过改制的企业由于企业有效资产不多，管理层与员工持有的股份是名义上的持股。他们不得不达成协议，每个人还需要拿出资金投入企业。即使投入3000元入股，这也相当于延安一个工人4个月的收入。
工人也清醒地认识到，要与企业一起生存下去就得拿出资金入股。不投入资金入股就意味着自己要放弃这个企业，而自己在企业获得的单一技能，很难在社会上选择到比较满意的职业。现实的压力使工人极不情愿但还是拿出了他们多年的积累。
有些工人感到疑惑的是，自己为企业干了几十年，不但收入没有保障，还要在企业改制后自己拿出资金投入，难道自己过去给企业干的都是白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60年代建成的延安钢厂虽有800名工人，但产量最高时只达到3万吨。陷入亏损被私营企业兼并后，新的资本方只雇用了100名员工就将产量提高到了5万吨。
尽管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但受多方的限制改制后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仍不完善。工人仍把改制的企业当作是原来的国有企业，幻想继续躺在政府的怀抱里拿着铁饭碗，他们希望政府帮企业搞贷款，经济上继续给予补贴。
改制企业的法人大部分仍是原来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们自我再生能力差，仍用原来计划经济形成的观念来管理已改制的企业。
延安一位参与改制的官员指出，延安国有企业改革缓慢还与政府有些官员的利益有关。改制带来的大量人员分流，安置又需要财政补贴。如果没有资源来支持变革，改革带来的不稳定使官员感到自己的利益要受到影响。
因此，改革的艰难使有些官员只得将国有企业的变革往后推，他们不愿意看到负债累累的企业粘在自己的身上而损害自己的政绩。后来的领导面临的是亏损更为严重的国有企业，有效的资源已经被耗尽，改制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当了10多年国有企业厂长的高占清深有感触地说，中小型国有企业必须改。它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不但没有进行设备更新，而且产品是由政府包销，其价值没有在市场上得到体现，规模小又不能积累更多的利润。
如20世纪60年代建成的延安东化厂，只是在1982—1992年有过生产。当时农村没有认识到它的作用，对化肥的需求并不强盛。市场有需求时它年产量只有1万多吨，最高时达到了4万吨。
10年以来，东化几乎没有赚到钱，产品是由国有公司销售，它只是负责生产用不着去找市场。工人平均工资每月只有300多元。
市场放开后，各地的化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东化由计划经济调节每吨120元的原料价格已不复存在。市场供应的原料价格每吨上涨到800元，对此，东化没有任何优势去适应竞争。
背负着沉重债务的东化，1993年被政府勒令关闭，人员无处就业。从1993—1998年由政府发70％的工资。
看守了10年已关闭的东化，高占清感到自己的生命被无奈地浪费了。旧体制使他不知如何为企业寻找到出路。而为东化献出了青春干了几十年的工人仍住在窑洞里，窑洞生活也不知还要过多少年多少月。
工人们对他的抱怨他只能默默地承受着。他认为东化走向没落，不是由于他的无能，而是因为东化不能适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竞争迈进的转变。
高占清现在被政府任命为延安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他将为国有企业产权的退出提出创造性的方案，以结束一个国有企业对资源大肆吞吃而少有回报的时代。
第五章告别国有身份的时代准备忍受冬天的寒冷 我到西安国棉六厂采访时，一位工人对我说，厂内生产不饱和，没有资金买棉花使一部分设备已停了下来。有些人上个月上班可能下个月就回家了，回到家里拿150元的生活费。厂内已换了几任领导可企业仍然是负债累累。国有产权的虚化及领导者对个人利益的索取，使企业即使赚了钱也不可能投入技术改造。
已是70多岁的卢师傅，1981年从六厂退休之前每月只拿60元的工资。现在他的退休费是每月500元，可他还有1万多元的医疗费没有报销，厂里说没有钱。
老伴与他一样在棉纺厂干了30多年，他们一个月看病加生活得700元开销。他住的是18平方米的平房，由于住房太小他又建了30多平方米的平房。现在厂里要将他们的平房拆除建楼房。他自己建的平房厂里只按每块砖赔偿2分钱，建房用的1万砖他得到的赔偿只有200元。
与他住在平房里的工人们对这个赔偿感到很不服气，要求按房价赔偿，可厂领导置之不理。无奈中工人只得集体上访并向法院起诉，可法院说单位建房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
拆除平房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工人又与棉纺织厂在集资建房子上发生了矛盾。工人们对厂方制定的房价不能接受，而且房子还是半成品房，有些房子还出现了裂缝。
住在平房里的工人生活环境很差。张长发今年60岁，他向厂方交了2万元的预售款，由于新房子的价格和质量问题他没有搬进去住。他想和其他工人一起起诉厂方。
在2002年他退休之前的10年内他几乎没有涨工资。每月拿600元，他与老伴的收入加起来每月才1200元，三口人每月生活费得800元。80年代的低工资使他没有多少积累，现在孩子上学、买房子都要向别人借钱。
他住的平房外面是一个厕所，周围堆满了垃圾。夏天蚊蝇叮在上面，他总感到一股难闻的味道让他喘不过气。用水是在外面，水管的的破裂使他和邻居只能在限定的时间接水。
干了23年检修工的李师傅，2003年接到棉纺织厂对他精减的通知，他以失业的身份拿140元的生活费回到了家里。他感到自己年纪大了没有什么技能，难以找到职业。厂里曾经需要资金购买原料时，他希望工厂能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