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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令人紧张的问题，在得到过真正的写作锤炼的作家手里，叙事却是放松的。林白做到了最大程度的放松。就像木珍从遥远的湖北来到北京一样，仿佛只是一个路程而已。木珍们的声息有时候就跟《世说新语》或者《曝背余谈》一样有趣，比如“第十九段
这人是撑死的”里面，那个三类苗他爸，牛跳沟的时候把缠有牛绳的指头弄掉了，“他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捡起来一看，哎呀，原来是自己的手指头，一开始不疼……我们问他：疼吗？他说疼么西，一点也不疼。后来晚上疼得哭天喊娘的”。更多的时候，木珍是一副农妇无所顾忌的乡语村言，生命力倔强顽强地释放在她自顾自的放松状态中，这是生活和精神无所依凭的人最后的靠山。所以林白的不插话，我们既可以从小说叙述的革新探索层面予以诠释，也可以理解她为对我们所习惯视而不见的辽阔世界的敬畏。
《妇女闲聊录》的出现，让我们不能不回头捡视多年来的写作习惯，作家们用作品说话，在作品中自己的话似乎过多了，文学世界变得狭小无趣，更变得失却痛痒，他者的声息渐次隐退之时，“我”的喋喋不休就成了聒噪。林白来了个大翻盘，让他者的动静直接撞击我们的耳鼓，也许又会带来新的不适应。文学史事实告诉我们，先锋性的实验总会带来回溯与中衡，凡大作品一是会提供新的可能性，再就是对以往经验进行了出色的集大成的展示。《妇女闲聊录》具有这两方面的品质。在长篇语体上是一种胆大包天的尝试，她超越了1980年代“口述实录”文体的单面性，它的繁杂程度和现实勇气令我们肃然起敬；在众多虚伪的“底层关怀”作品打着“真实性”的幌子大量堆积的文坛，它对“真切度”的充分尊重，更让我们感到现时代心灵生活所渴望的是什么，我们以往的平白无力也愈加彰显。
如果文学不是“上升”的艺术，而是“下降”的艺术（张新颖）（1）
——谈《妇女闲聊录》
张新颖
一
先是在《天涯》上读到一部分，接着是《万物花开》的附录，现在，它已经完全独立、自足，它就这样，自各儿在这里了。
一开始，我们或许只是把它当成有趣的“民间语文”吧；当林白告诉我们《万物花开》的部分素材自此而来，我们就不能不考虑个人创作和民间叙述之间的关系了。林白说闲聊录和《万物花开》的关系，大概相当于泥土和植物的关系。当时我看到这句话就觉得高兴，但隐隐又有点儿嫌林白说得还不足，我在心里反驳说，闲聊录不仅是泥土，它本身同时还是植物，还是花开。我们的认识不能到这里为止：在民间的泥土上生长个人的植物和花朵；民间本身就植物繁茂，四野花开。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更彻底一些，闲聊录就不可能仅仅是“素材”，更不会只是个人创作的“附录”。
我猜想，这样的想法林白那时大概就隐约意识到了，只是还需要一个明确、清晰起来的过程。毕竟，从《一个人的战争》到《万物花开》，已经是长长的一段行程，林白还能走到哪里去？到这个时候，真是能够考验一个作家的天分、力量和勇气。长期在个人幽暗的空间里摸索、挖掘，有一天，开了一扇窗，新的空气、阳光和可以从窗口眺望的景象，一下子带来对一个广阔世界的新鲜感受，在这个时候，一些新的因素就出现在她的文学里了。我说的考验，也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作家拒绝这种考验，他们就停留在这里，你不能说他们的文学里没有活泼的生活和广阔的世界，但那样的生活和世界只是在窗边和门口感受的生活和世界，他们不会走出自己的房间。在我们的文学中，多的就是这样的窗边文学和门口文学，当然，我不否认，在这样的位置上有时候也能够感受到清新的风和视野可及的多样风景。但在这个时候，林白却被强烈诱惑着离开窗边跨过门槛走进了辽阔的世界之中，表现出性格里的彻底性。
有了这样的彻底性，才有了这样一部独立的《妇女闲聊录》。
那么，文学呢？
作家走进辽阔的生活世界，如果还一直带着文学的矜持和艺术的优越感，就不可能真正投身和融入其中。他没有对世界充分敞开，世界也不会向他充分敞开。我们说文学来源于生活，所以作家向生活世界学习，看起来是个低姿态；但我们又相信文学高于生活，所以他面对生活世界的时候不可能不带着文学的矜持和艺术的优越感。他要从生活世界中提炼出精华，把它“上升”为文学和艺术。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仔细追究起来非常有意思，会暴露出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能深究，但不妨换个方向思考：如果文学不是一门“上升”的艺术，而是一门“下降”的艺术呢？如果文学放弃了它面对辽阔生活世界的矜持和优越感，它会失去什么，又将得到了什么？
《妇女闲聊录》至少是一次尝试，尝试把“上升”的艺术改变为“下降”的艺术，从个人性的文学高度“下降”到辽阔的生活世界之中去。我想，这样的改变不仅对于林白本人是意义重大的，而且也深刻地触及到当代创作的某些根本性的问题。
二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论述复辟时代的法国农民，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爱德华·萨义德把这句话放在《东方学》的扉页。我在这里也借用这句话，来讨论底层表达和民间叙述的问题。
无论从压迫他们还是从解放他们的意义上，底层民众长期以来被视为没有能力表述自己，他们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沉默，不说话。
可是，他们真的不说话吗？
当“说话”这个词换成“表述”、“表达”、“叙述”的时候，似乎就有理由把他们描述成“沉默”的了。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说话，可是他们的说话够不上“表述”、“表达”、“叙述”的程度，他们的说话不“规范”，没有太大的“意义”和“价值”。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他们的话不是话。
那么，谁的什么样的话才算是话？是谁怎么规定了什么样的说话才“规范”，才有“意义”和“价值”，才够格称得上是“表述”、“表达”、“叙述”？
关于表达的权力机制在漫长的历史中被建构起来，并且不断地被建构着、调整着、巩固着。在这一整套复杂的大系统中，文学更是通过对其“特殊性”的强调，被视为非同一般“表述”、“表达”、“叙述”的话语，只有少数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可能掌握和使用这套话语。越是强调“特殊性”，它的排斥性就越强；排斥性越强，“特殊性”也就越突出。文学为什么总是喜欢讨论“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之类的问题呢？其中的一个秘密就藏在这里。
我想《妇女闲聊录》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它打破了那种农民不会说话、只能由别人代他们说话的假设，让一个到城里打工的妇女直接开口。这一开口，就滔滔不绝，神色飞扬。她讲现实境遇、留存在个人记忆中的历史、村庄的人与事、当地的风俗和事物，散漫无际，却也像流水和风一样，浑然天成。文人作文，师法流水和风，“随时随处加以爱抚，好像水遇见可飘荡的水草要使他飘荡几下，风遇见能叫号的窍穴要使他叫号几声，可是他依然若无其事地流过去吹过去，继续他向着海以及空气稀薄处去的行程。”（周作人《〈莫须有先生传〉序》）真正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文人，恐怕少而又少；不是文人的木珍，倒庶几近之。她不是文人，不要作文；她开口说话，也并不关心“规范”、“意义”和“价值”，她本就是闲聊而已。
如果文学不是“上升”的艺术，而是“下降”的艺术（张新颖）（2）
闲聊而且是妇女闲聊，东家长西家短，陈谷子烂芝麻，柴米油盐酱醋茶，养猪贩牛生孩子，说出来就被风吹走了；林白却把它们整理成文字，而且要让这样粗俗的东西登上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