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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工作。而且特别提出一个观点，这个工作不能够靠我们中国人来做。要找美国的代理来做这个工作，因为美国人只接受他们本国人的工作，外国人做是另外一回事，这一点很重要。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它的重要性确确实实应该被认识到。中国的历史，诸子百家很多都是做游说工作的。比如孟子见梁惠王，但是那个游说不像现在的游说这么专业化。这种游说是针对美国的议会，不是任何的游说。公关也是做这个方面的工作，这是符合美国的国情的。在美国是合法的。我们是要按照美国的法律、美国的情况来做游说和公关工作。但是不光要找，还得会找。分析美国的国情，找到合适的公司，合适的单位来做。要觉得花这个钱是值得的，不是大把地撒，不是浪费，是和国防等开支同样重要的。要有这样的认识。首先要对国内做这样的宣传，让国内的同志都有这个意识。这个钱是不可少的，是值得花的，就像我们的清华给了三六九，十几个亿一样。还有就是我们要培养这样的人才，您在美国很多年，我们对美国的研究还很不够，是象牙塔式的。我们派了很多留学生去美国，但是总还没有进入他们的主流社会，我想如果中国有一些人在美国的主流社会生活工作，这些人要当了领导，一定知道怎么对美进行游说和公关。
美国媒体守门人眼中的中国
JohnPomfret（潘文）
我曾经和美国军人长期在一起，所以我很喜欢军队的人。因为军队的人的脑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想解放军的人也是一模一样，跟他们在一起交流肯定非常有趣。他们是封闭的社会，他们允许你进来就非常有意思。我虽然对社会的发展很有兴趣，但那是个不封闭的世界，我可以随便写，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采访跟人家谈话，但是中国的军队是不允许我写的，所以我最想写。
JohnPomfret，毕业于美国斯坦佛大学，在那里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1986－1992年担任美联社驻中国、香港、越南、印度、阿富汗、南斯拉夫记者，期间采访了海湾战争，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做战地记者。1992－1997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巴尔干半岛首席记者，继续做战地记者。1998年至今担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和首席记者。
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很高兴能邀请到《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JohnPomfret先生今天晚上来给同学上课。John跟我可以算是“三同”――同行、同事、同学。我们都做过多年的新闻记者、我们都在《华盛顿邮报》工作过、我们都在南京大学学习过。我在南京大学外文系读大二的时候，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John是美国斯坦佛大学毕业的，在那里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去南京大学留学前，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了一学期的中文。他在大学毕业以后先在加州的一家地方报纸工作，1986－1992年担任美联社驻中国、香港、越南、印度、阿富汗、南斯拉夫记者，期间采访了海湾战争，在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科威特做战地记者。1992－1997年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巴尔干半岛首席记者，继续做战地记者。1998年至今担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和首席记者。中国这段期间，他除了重点报道中美关系之外，还去过中国许多地方。去年他去了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区采访，那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他在中国当记者这几年，写过一批调查性报道和专稿，如调查中国古老的民间文化――娘娘庙、报道孔夫子的后人在市场经济中的故事、专访《上海宝贝》的作者、调查导致多佛港中国偷渡者死亡事件的蛇头、调查哈佛大学不道德地在安徽大别山农村采集基因血样等等。今天他给我们的讲座主要是从新闻采访写作和选题方面，讲一讲他在中国当记者的经验。John希望和同学们交流，望同学多多提问，使气氛更加活跃。John作为记者，工作非常忙，每天都有发稿的任务。今天给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大家利用这个小时，多多提问。
潘文：我可用中文也会用英文回答你们的提问，但不要用俄语，我的俄语很有限。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讲座有多大的兴趣，反正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外在中国当记者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现在是在中国当记者的最好的时候。因为现在中国的媒体比以前好得多，比如《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写的东西都很深刻，比1988年的时候要深刻的多。那时候思想比较活跃，但具体的东西很多不让写。现在新闻报道来源对我们来说特别特别多，多半时候我们都可以跟着中国媒体的选题走，所以我也会因此变得懒惰起来。当然，我们还会写一些别的选题。但总的来说，我们是随着中国媒体的发展往前走，他们越好，我们也可以跟着写得好一些。我在中国的经验比较多，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大家互相交流。
问：你的稿子采用量有多大？
潘文：去年我写了133篇，有43篇上了《华盛顿邮报》头版。
问：刊登了133篇，那么，你总共投给报社多少篇？
潘文：我采写的每篇稿件《华盛顿邮报》都会刊登。
问：您的选题是根据总社的布置还是你自己的决定？
潘文：如果是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的话，我会打电话给总社编辑，问他们要不要？如果不要我就不写了。但像采访报道中国农民问题的特稿，我自己想写的。总社编辑也会给我提意见进行修改。
问：就你的经验，《华盛顿邮报》对中国什么方面的稿子更感兴趣？
潘文：我知道要有人问这个问题，所以来这里讲课前，我先做了一个统计。过去6个月里，《华盛顿邮报》当中关于中国的头版消息是38篇，其中撞机的事情占了50％。其他类专稿，共有20篇，其中有2篇关于人权；5篇关于中国社会，比如中国人开始不再使用一次性筷子、自行车的数量减少这样的；2篇是卫生的，别的都是零零碎碎的。其他的选题有涉及国际安全的，如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好起来了。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写的。我奇怪的是《华盛顿邮报》关于法轮功的东西不多，头版里面只有一篇是关于法轮功的，而且是批评法轮功的。我们采访江泽民时，江泽民对我们说，“不错，这篇文章写得不错。”还有两篇关于体育方面的稿子，其中一篇是报道那位要到ＮＢＡ打球的中国篮球运动员。总体来说，《华盛顿邮报》最关心的首先是中美关系，其次是国际安全方面的事情，这也是跟中美关系有关的。其余很多报道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像老百姓的法律觉悟提高了、中国的同性恋之类的。这方面的新闻一般刊登在报纸的内页，而且一般比较短，很难被登载到头版上去。我们20篇之内只有2篇关于中国人权的，一个是关于被抓起来的一个女学者，另一个是我刚才提到的法轮功的那篇报道。
问：就你个人来看，你最感兴趣的领域是什么？为什么？
潘文：中国社会的发展。因为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他也天天变，这种矛盾对我来说非常有趣。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会这样的，中国以后的发展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现在还都闹不清，我觉得这个转变的过程很有意思。
问：你是怎么研究这个变化过程的？
潘文：我住在中国就是很好的研究。
问：你预测中国的变化结果是什么呢？
潘文：我不知道结果，因为电影没有演完才有意思，不然电影放完了，也就没有意思了。我一直在看，就觉得很有趣。
问：打算看多长时间呢？
潘文：大概再过三年吧。
问：你在中国的这么多次采访中，哪次是最困难的？你平时在采访中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潘文：有一些人特别想采访，但采访不到，像公安部的副部长，他是专门负责国际交流的，跟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合作的很好。我一直想采访他，但采访不到。采访国防和公安方面的人很难。当然，他们有一些研究打击黑社会的人，可以接近，但真正公安部的人无法接近。我们上次采访反贪局的一个领导，他说的话跟15大上江泽民的讲演一模一样。这样的采访可以进行，但是没有意思。其他关于国防的问题完全不能接近，但是这个可以理解。另外，换个角度来看，美国很多人害怕解放军会成为对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