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此，我只是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学生超越老师。我常说，“不想超越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想教出超越自己的老师不是好老师”。二是希望作者超越现有的争论，进人乡村社会生活，让事实说话。
或许是受以上两点希望的影响，本书作者确定论文选题后，没有急于下笔，而是走出书斋，沿着毛泽东20年代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走过的路线进行广泛的农村考察，并最终选择了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发源地的村庄作为调查点，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调查，为写作论文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六十多年后重走毛泽东走过的路，到当年革命风云激荡的乡村再考察，这本身是一件独特的事。事实上，作者是在为民主寻根。究竟村民自治有否内在的根据，作者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政治结构转变的历史大背景中考察，在历史变迁的事实中寻求答案。
在已有的乡村研究中，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一定时段的研究，二是限于社区的个案研究。比较典型的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本书作者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一是长时段的视角，二是县、乡、村的路径。这都服从于作者为民主寻根的目的。
截取一定时期的横断面对一个村进行考察，有助于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但难以解读现象和事件的来龙去脉。《岳村政治》在注意已发生什么的同时，着重要探究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作者将视角由近及远，延伸到整个20世纪，试图从历史的变迁中寻求答案。因为，在20世纪，传统的乡村政治结构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同时又经历了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人民公社体制、农村改革等四个不同时期。这四个时期既层层递进，又环环相扣。《岳村政治》一书的副题“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表达了这一历史和逻辑的脉络。作者尽可能地从历史事实和演进中得出结论，提炼观点，在著书中立说。
转型期是一个大的时间段。对于转型来说，首先耍弄清作为转型起点的原型。《岳村政治》因此以“传统乡村和乡村传统”为切入点，分别从“皇权和保甲制度”、“族权和宗族组织”、“绅权和士绅统治”等方面揭示了传统乡村政治是皇权统辖下的乡村自治。尽管在传统社会，“王权止于县政”，乡村属于自治状态，但统治乡村的只是皇权与族权融为一体的士绅。乡村自治不是建立在普遍的公民权基础上，自然与村民自治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不仅如此，作者还从“土地、赋税、文化和乡村控制”的角度分析了传统乡村政治结构的生成原因与基础。从形式上看，辛亥革命是皇权终民权始的标志，也是政治转型的起点。辛亥革命后，不仅国家层面的政治，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就是仿照西方国家实行地方自治。但是，由于传统的统治根基没有改变，人民主权的地方自治只是流于形式。相反，社会激荡所引起的社会失序生产出大量的“土皇帝”，对农民的剥夺者更多，更失去节制，伴随国家权力下沉的是重建传统秩序的努力。所以，《岳村政治》在描述“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重建”、“乡村建设实验和乡镇行政化”这些形式上的政治变迁过程中，从“掠夺、兵役、人口和乡村反抗”的角度解读国家行政权力下沉乡村社会的理由及后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权力的下沉和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尽管是现代化的伴生物，但如果下沉的国家权力只是以掠夺性为目的，那么这种整合最终会归于失败。上层整合失败的同时，是自下而上革命的成功。而成功的革命则取决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被动员。乡村动员因此成为革命的主题，并一直延续到革命后相当一段时间。革命中乡村动员的重大成果是第一次赋予农民以社会主体意识，众多分散的农民第一次为具有现代意识的政党所组织。岳村是革命最剧烈的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的诞生地，作者以大量生动的史料展现了这一图景。革命后，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为日后的村民自治提供了基本的制度基础。但革命时期的乡村动员也延续下来，只是这种动员是以新的政权方式将农民再组织起来，以适应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由此最终形成人民公社体制。所以，作者从“计划、户籍、阶级和乡村动员”的角度分析了革命后乡村政治变迁过程及内在机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国家对乡村的整合和动员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但这一整合和动员也具有双面性，一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重合，使国家的政策尽管出现失误也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反应；二是国家对社会的主导，导致法理上的“由民作主”成为“替民作主”，乡村的自主性受到压抑。这直接引发了农村改革的兴起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改革后乡村政治生态的重要变化参数是农民个人利益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再次确认，村民自治只是这一经济自主性在政治制度上的逻辑延伸，也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乡村治理方式。因此，村民自治是建构在个人利益和个体平等的公民权基础上的，它与历史上的乡村自治、地方自治、公社体制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同时又是历史的逻辑延伸。《岳村政治》一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通过对转型期乡村政治结构演进的描述，不动声色地回答了村民自治的生成逻辑。
以往的乡村研究大多是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研究领域大多限于一个村的社区范围，属于社区型研究。这种研究被视之为“解剖麻雀”。《岳村政治》的研究对象是乡村政治。而政治总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即使是乡村自治，也不可能外于国家，相反它只是在与国家直接管制相对而言，才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中国大一统的专制政体下，乡村政治的形态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家，国家的基因自然天成于乡村。离开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无法解剖乡村这只“麻雀”的。所以，《岳村政治》的研究路径的另一突出特点是以一个村庄为个案，但又不局限于村，而是从县、乡、村，步步深入。岳村只是乡村政治研究的表述对象。
为什么要从县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城市是统治堡垒，乡村是经济社会基础。县作为乡村的头，城市的尾，在整个政治社会结构中居于特殊地位。通常所说的“王权止于县政”，只是表明国家运用两种不同方式进行治理。在国家政治层面，行政权只延伸到县，县是王权意志在地方的直接代表和象征，中央与县的关系是命令一服从关系，即县高度听命于自上而下的皇权意志。而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则是法制（包括不成文法的意识形态）—遵守关系。乡村社会只需服从国家的总体意志，国家一般不直接干预乡村社会生活。县正是处于国家行政管理与乡村地方自治两种治理方式的交界点，这正是县的地位格外特殊，县制延续数千年至今的重要原因所在。因此，研究乡村政治是不能离开县的。对于这一点，我与本书的作者曾经有过初步的探讨，但一直没有充分的验证。而作者在实地调查中对此体会甚深。作者在进入乡村考察之初，首先就要落脚于县。因为，只有县才保存和记录了该县的历史，乡村的历史也才有可能再现。
为什么重视乡？这在于20世纪以来，国家的体制性权力不断下移，由县延伸到乡镇。尽管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是将乡镇作为一级自治性法人团体。但是随后的国家治理只是将国家行政权下沉到乡镇，乡成为直接面对农民的基层政权机构，并直接管辖着村，乡级政府意志自然会渗透于乡村政治。尽管乡级政权建立的得失至今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但它毕竟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从县、到乡、再到村，有助于从国家与乡村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深入把握乡村政治及其演变。从20世纪的乡村政治的百年史看，国家政权下沉是一条主线。这对于整合离散的乡村社会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这一政治过程及后果的反思仍然急待进一步研究。这是因为以往人们很少注意政权管理的成本和代价，似乎管得愈多愈好，以至于政府无所不包，趋于全能全权。事实上，任何政权管理都是需要成本的，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