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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欠⑸谟赫辏�1728）的吕留良案。吕留良为浙江人，是明末清初知名理学家，病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明亡后，吕留良誓不仕清，隐居山林，落发为僧，锐意著述，曾作诗“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以表达其拒清复明之志。其著述中有强烈的反清意识，力倡华夷之别。雍正五年（1727），湖南永兴人曾静因访得吕留良的遗稿，深受吕留良华夷之别理论的影响，于是令其弟子张熙投书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以岳钟琪是岳飞后裔，而清是金人之后，岳家与金世代为仇相劝，并列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耽酒、淫色、怀疑、诛忠等罪状十款，要岳钟琪起兵反清。岳钟琪向朝廷告发。雍正六年（1728），曾静、张熙均被逮捕入狱。经审讯曾静，言其反清思想出自吕留良华夷有别论，于是雍正帝下令搜查吕留良著述及日记，亲自撰文批驳吕留良华夷有别论，并将其所撰文章及历次谕旨、曾静口供，一并刊刻公布，名为《大义觉迷录》。吕留良以华夷有别作为反对清朝统治的理论依据，而雍正帝则认为华夷无分、满汉一体。“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我朝入至中土，君临天下。。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①显然，雍正帝一方面极力否认当时仍然存在的激烈尖锐的民族矛盾，借以缓和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清情绪；另一方面为清朝在汉族地区统治合法化大造舆论。华夷无别论反映了清朝统治者的大一统观念，但雍正帝以此编织文网，则是另有目的的。
雍正十年（1732）十二月，将吕留良开棺戮尸，吕氏一族或斩首示众，或杖责充军，妇幼皆籍没为奴。其门生弟子及私藏吕氏书的人也有不少遭到杀害。雍正帝还命令大学士朱轼把吕留良的《四书讲义语录》“逐条摘驳，纂辑成帙”，予以刊刻，消弭吕留良的影响，其处置是极其严酷的。而对首犯曾静、张熙，却“免罪释放”。雍正帝逼迫曾静写了自白书，表示悔过，并颂扬皇帝的“圣德”，然后作为悔过的典型予以赦免。但雍正帝死后，乾隆帝弘历即位半年，还是将曾静、张熙两人处斩，《大义觉迷录》也作为“禁书”收回。
① 《清稗类钞、狱讼》上，《查嗣庭以文字被诛》。
① 《大义觉迷录》。
乾隆时期，文网之严密，罗织之苛细，则是前所未有的。一字一语，即可锻炼成狱。以至一时形咸了吹毛求疵、深文周纳的恶劣的社会风气。乾隆一朝有案可稽的文字狱案有七、八十起，其中很少有真正属反对清朝统治而罹祸的。大致一类是属于触犯忌讳，如有些皇帝专用的字眼和词语，一般臣民加以使用，就是僭越犯上。湖南乡绅黎大本为母亲祝寿，以其母“比之姬美、太姒、文母”、“称为女中尧舜”②，因比之不当，被罚充军；江苏地主韦玉振为他的父亲刊刻行述，文中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①，误用“赦”字，被斥为“狂妄”；河南民人刘峨，刊刻《圣讳实录》一书，专门销售给应考的童生，因内容是讲述什么字应当避讳，怎样避讳的，所以把应当避讳的皇帝名字“各依本字正体写刻”②，结果被处斩；江西举人王锡侯嫌《康熙字典》收字太多，难以贯穿，因此自撰《字贯》，意欲用字义把零散的字贯穿起来，因书中凡例对玄烨、胤禛、弘历三帝的名字没有避讳，被斥为“大逆不法”而惨遭斩首。另一类属吟诗作文时，用字不慎而被猜疑或曲解为有意影射而陷入文网的。浙江举人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方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③之类的诗句；方芬《涛浣亭诗集》内，有“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④等诗句。乾隆帝认为他们有反清复明之心，罗织成罪。再一类纯属于歌功颂德、曲意逢迎，但因文字不当而致罪的。顺天生员安能敬在科举考试的试卷上作诗，内有“恩茶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他的本意“原要竭力称颂”，但不会作诗，词不达意，说了些糊涂话，结果被认为“语涉讥讪”⑤，差一点丢了脑袋。直隶人智天豹，编了《大清天定运数》一书，本是歌颂清朝国运长久，只因书中写乾隆年数只写到五十七年，又未避讳玄烨的庙号，被认为“罪大恶极”，结果身首异处。
乾隆十六年（1751），曾发生一起涉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株连人数多的特殊文字狱案。当时社会上秘密流传着一份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长达万言。奏稿中指责乾隆帝有“五不可解、十大过”，并弹劾许多在朝的权贵重臣。伪稿案发后，乾隆帝谕令各个部门和大批官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追查，一年半之中，在全国内地的17 个行省，都发现许多传抄者，因伪稿案而被辑捕的人犯达上千人，有十几名督抚官员因伪稿案而被申饬、降职以至革职查办，结果杀了长淮千总卢鲁生、南昌守备刘时达这两个所谓② 《清代文字狱档》第四辑，《黎大本私刻资孝集案》。
① 《清代文字狱档》第七辑，《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案》。
② 《文献丛编》第4 辑，《刘峨刷卖圣讳实录案》。
③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闲闲录案》。
④ 《清代文字狱档》第七辑，《方国泰案》。
⑤ 《清代文字狱档》第七辑，《安能敬试卷诗案》。
“伪稿人”而不了了之。如此大规模的文字狱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对清朝统治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也说明清朝统治者为了镇压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反抗，是不惜代价的。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迭兴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所涉及的对象不仅是汉族地主知识分子，而且上有政府官员，下有一般平民。在严密的文网之下，广大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不敢议论朝政，不敢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迫使知识分子走上学术和现实相脱离的道路，埋头于故纸堆中，搞繁琐的考据。清朝统治者通过文字狱，压制了反清思想的传播，严密地控制了思想文化领域，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
到了乾隆末年，一方面知识分子中的反清思想在严密的文网之下，基本上被镇压下去；另一方面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朝统治者把打击矛头转向镇压农民起义。于是在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1778—1782）大兴文字狱高潮之后，文网稍疏，转而改用笼络、麻痹知识分子的政策。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屡兴文字狱，对新思想的窒息，对社会风气的毒化，已经产生了恶劣的后果，即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这就直接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思想文化的发展。
除了大兴文字狱，借以钳制天下之口，统一士人的思想、言论外，收缴、焚毁不利于其统治的书籍，是清代又一项文化高压政策。乾隆时期，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下令对全国图书典籍进一步彻底清查，把大量有价值的书籍付之一炬。乾隆帝下令在清查中，对于毁誉、“诋触本朝”的“违碍”、“狂悖”书籍一律收缴和焚毁。有些书籍尽管不予销毁，但对于“违碍字句”必须一律“改易”。“明季末造野史”、“国初人伪妄诗文”，是清查的重点。因为清初统治者为了隐匿其先祖女真与明朝的隶属关系，所以对于明末清初的野史、杂记中“诸申”（或女真）、“建州卫”、“建夷”之类的记载深恶痛绝，甚至连宋代的书提到抗金，明朝的书提到抗元，也在禁例。此外，清初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心怀反清复明之志，吟诗作文时免不了骂清朝几句。所有这些在清朝统治者看来都是“违碍”和“狂悖”书籍，一律销毁或改易。加上查缴禁书并无统一标准，于是负责查缴的官员寻词摘字、断章取义、索隐发微、牵强附会，使得收缴和销毁的范围大大扩大。乾隆时期这一次收缴禁书的规模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历来文人荟萃，书肆众多的江浙地区是清查收缴的重点地区。江苏专门设立江宁、苏州两个书局掌管收缴禁书。浙江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1774—1782）进行了24 次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经过大规模的收缴，属于禁书、销毁的书籍，乾隆一朝“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