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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清帝效劳。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多尔衮乘辇于武英殿升座，第二日即连下两道谕旨，宣布：招抚檄文到日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不久又谕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遣人以书征召故明大学士冯铨，授其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明顺天巡抚宋权，降后初任原职，顺治三年升任国史院大学士。兵部侍郎金之俊降后仍为故官，顺治五年擢工部尚书，后连任八年大学士。王永吉、胡世安、党崇雅分别以总督、侍郎、少詹事擢授尚书、大学士。
多尔衮还超级提升一批原来明朝中等官员和文人，授以尚书、大学士等职。原明户部郎中卫周祚、编修高尔俨、庶吉士张端、庶吉士成克巩、都给① 《清世祖实录》卷87，页7。
事中陈名夏、中允陈之遴、编修刘正宗、进士杜立德等，皆陆续分任尚书、侍郎等要职，最后均擢任大学士。
多尔衮、福临特别重视入清以来考中进士的汉族士子，予以破格提升。
顺治元年即宣布继续实行科举制，考试文人。顺治三年状元傅以渐、四年状元吕宫、进士冯溥、王熙，皆任至大学士，王熙还特受清帝宠信，命其撰写遗诏。
多尔衮又规定，内阁六部均设满缺汉缺，任满洲、汉人、汉军旗人为尚书、侍郎、大学士。地方总督、巡抚及其以下官员，亦是满汉兼用，但清初以汉官为多。
“满汉一家”之另一重要体现是绿营兵的设立。区区满洲数万男丁，难以肩负“拱卫宸极，绥靖疆域”之重任，必须“以汉治汉”，即用汉将汉兵协助，尤其是平时辖治地方之责，更得依靠汉兵来完成，兼之，安插降清之上百万将士，亦需有其用武之地。从顺治元年起，清政府便陆续在各省设立绿营官兵，将士主要是汉人，也有少数满、蒙、回人员。各省皆有绿营兵，其统帅是该省或一二三省合在一起的总督及无总督之省的巡抚。他们算是文官编制。至于日常操练、管辖和防戍，则由武职官员负责。绿营武官中官阶最高的将领是提督，官阶从一品，或专设，或由巡抚兼任，后来各行省共有十四员提督。其下是总兵官，官阶正二品，为一镇之主，共六十六员。再下则是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约六千余员。顺治年间，各省绿营兵约有六七十万名，后减少至五六十万。
多尔衮多次宣谕“满汉一家”之事，要求“满汉一家，同享升平”。他还为使满汉官民“各相亲睦”，下谕允许满汉官员互通婚姻。他谕告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①通过“满汉一家”政策，吸收了大批汉官、汉士、汉将、汉兵，他们遵循帝旨国法，治理京内外各级衙门事务，辖束人民，征赋佥役，从征厮杀，为统一全国，安定九州，巩固清朝统治，起了很大作用。
革除“三饷”，整饬吏治明朝万历末年以后，横征暴敛，大增赋税。“辽饷”每亩田赋增收白银一分二厘，共银六百六十万两，“剿饷”二百八十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三饷”加派每年多达一千六百余万两，倍于正额，且饷外有饷，“三饷岁额二千三百余万”，又超过“三饷”正额六七百万两，其他苛捐杂税亦多如牛毛，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故官兵愈剿“盗”愈多，“民越穷而寇越起”。
① 《清世祖实录》卷40，页11。
聪睿的多尔衮深知此情，于顺治元年七月十七日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其谕说：谕官吏军民人等知道：予闻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养民之道，必省刑罚，薄税敛，然后风俗醇而民生遂。。。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初议准作正粮，继而不肯销算。。。予哀尔百姓困穷，。。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①过了两个多月，他又在福临登极诏书中重申：“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新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②虽然由于军费巨大，财政困难，顺治四年起，以辽饷系于万历年间加派为借口，而未免除，只取消了剿饷、练饷，州县也常私自另外科派，多尔衮还为了在边外建避暑城，于顺治七年七月谕令加派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江苏、安徽）、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省钱粮二百五十万两，但顺治八年世祖福临亲政后，即谕停此派，此后清廷定制不得增收田赋。
多尔衮还对贪官污吏加以惩治，对吏治有所整饬。他于进京之后半月，便谕令诸王及文武官员“宜各殚忠诚，永保富贵，有贪婪不检自蹈罪愆者，虽有功不叙”，并谕兵部：“明朝之破坏，俱由贪黩成风”，今后必须“改弦易辙，各励清忠”①。过了二十多天，顺治元年六月二十日，他又谕告众官民：“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才亦不得用。。。乱政乱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今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贪婪肺肠，殚忠效力，则俸禄充给，永享富贵，如仍前不悛，行贿营私，国法具在，必不轻处，定行枭示。”②他又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福临登极诏中规定：“自本年五月初一日以后，凡在京大小衙门及在外抚、按、司、道、各府、州、县、镇、协、营、路、军、卫等官，并书、吏、班、皂、通事、拨什库、粮长、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贪贿枉法，剥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③福建巡按周世科，仗恃是关外旧人，残暴苛索，无恶不作，专用炮烙、活钉、火燎、水淹，以及桩坐粪门等酷刑，迫害士民，奸淫妇女，勒取金银，锁拿绅衿兵民，多尔衮闻悉大怒，立革其职拿问，就地正法。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90 页，《摄政王谕官吏军民人等令旨》。① 《清世祖实录》卷5，页10、11。
② 《清世祖实录》卷5，页20。
③ 《明清史料》丙编第1 本第97 页，《清世祖登极诏稿》。
顺治八年正月福临亲政伊始，即连下数谕，讲述“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迩来有司，贪污成习”，必须痛加惩治。他为此特恢复巡按旧制，并谕告各省巡按：“朝廷遣御史巡方等差，原为察吏安民”，过去“所差御史，受贿赂，徇嘱托，身已贪污，何能察吏”，著即洗心涤虑，遵奉禁约，毋庇护司道府厅、大贪大恶而纠参老弱州县，倘总督、巡抚、总兵等官，有不公不法、纵兵害民等事，即行纠举①。他相继将贪臣兵备道郑清、徽宁道袁仲魁、江宁巡抚土国宝等革职，土国宝因闻革职严讯之旨，畏罪自缢。多尔衮还拟整顿赋役制度，于顺治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以帝之名义谕户部：“国计民生，首重财赋，明季私征滥派，民不聊生，朕救民水火，蠲者蠲，革者革，庶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而兵火之余，贪官污吏借口征赋簿册无存，而任意增减，著大学士冯铨往吏部，“察核钱粮款项，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务期积弊一清，民生永久”②。后福临遣臣专办，顺治十四年编成《赋役全书》，颁于全国各地。
多尔衮、福临又劝民垦荒，整顿漕运，清理盐法，从而生产逐渐恢复，人丁增加，耕地扩大，社会经济逐渐复苏。顺治十八年（1661），官方簿册所载全国人丁为一千九百一十三万余丁、民田五百四十九万余亩，分别比十年前增加了八百五十万余丁和二百六十余万顷。赋税收入也增加了很多。顺治十八年田赋丁税征银二千五百七十二万余两、米麦豆六百一十万余石、盐课银二百七十二万余两，比十年前增收赋银四百六十二万余两、米豆麦三十余万石、盐课银七十六万余两。①五大弊政五大弊政是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五事，多系沿袭入关前之旧制。满洲习俗，男子将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