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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的重点对象。湖南湘潭，“土人种烟，预给值山主，谓之佃山；客商贩卖，预给值佃山之② 沈衍庆：《槐卿遗稿》卷2《泰和判牍》。
①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43 页。
② 《归庄集》卷7《洞庭三烈妇传》。
① 史贻直：《筹禁烧锅疏》，见《皇清奏议》卷31；李殿图：《裕仓储以纾民力》，见《牧令书》卷12。户，谓之定山”②。江西“赣州各邑皆业苧。闽贾于二月时放苧钱，夏秋收苧，归而造布”③。农民缺乏生产垫支能力，于是商人乘虚而入，其间难免要夹杂一些高利货色彩，但商人追逐的显然不是利息，而是生产者的产品，从这个角度看，预买实际上已成为一种事前约定事后履行的商业行为。一经约定，农民便承担了按期交货的义务。为了履行义务而生产，农民的产品就不再是被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从它开始生产的时候就具备了商品生产的性质。这是商业资本向小农经济直接渗透的表现之一。
在清代，很多商品的交易活动仍需经过牙行的居间介绍。例如，乾隆时，褚华记载上海地区的农民出售棉花，“另有行户，辰挂一秤于门，俟买卖者交集户外，乃为之别其美恶而贸易焉。少者以笠盛之，多者以蒲包”①。行户“衡其轻重，别优劣以定价而于其中取百一之利，名花主人家”②。又如棉布，销地商人来到产地，也必须首先投行，并由牙行经纪人代办收购业务。明末，褚华的从六世祖就是一位专营棉布的行户商人，“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俟其将戒行李时，姑估银与布，捆载而去”。行户亦称主人，以别于客商，所设之肆，名曰布行，或花布行。不过乾隆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商人乃自募会计之徒出银采择”③，即客商自行组织，雇用能够检验商品级别和熟悉市场行情的人员，直接从事收购。所以，道光时张春华指出：“关陕及山左诸省设局于邑广收之，为坐庄”，而“布肆列在城市，售取每不便，于郭外静处觅屋半间，天未明，遣人于此收售，为出庄”④。它的特点，一是逐渐摆脱了牙行的束缚，二是销地商人在产地设局，遂由行商变成了坐贾。无锡之布，“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而“坐贾之开花布行者，不数年即可致富”⑤。花布行突破了牙行的垄断，既大量收购产品，又进行“以花易纱”或“以花易布”的活动，力图在控制产品市场的同时进一步控制原料市场，促使小生产者更加依附于商业资本。苏州之布，名重四方，“各处客贩及阊门字号店皆坐庄买收，漂染俱精”。字号店商人把采购、加工、发卖合为一体，不仅自行设庄，而且还雇佣工匠，兼营漂染作坊，故“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⑥。尽管字号店和花布行都没有直接支配棉布生产者，但两种经营方式的区别仍然十分显著：花布行商人继续停滞在流通领域② 嘉庆《湘潭县志》卷29。
③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卷14。
① 褚华：《木棉谱》。
② 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③ 褚华：《木棉谱》。
④ 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⑤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1。
⑥ 民国《吴县志》卷52，引乾隆《元和县志》。
之内；而字号店商人却通过掌握加工环节进入了生产领域，他们和踹匠染工之间雇佣关系的确立，就标志着这一部分商业资本已经实现了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江浙地区丝绸交易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渐摆脱牙行控制的曲折过程。以秀水濮院为例，开初，收丝有乡丝行，收绸有绸行。绸行又分京行、建行、济宁行、湖广行、周村行名目，“各以其地所宜之货售于客”①。后来外地商人也陆续在产地设庄，自行采办。两者的区别是：“盖昔时京省客帮到镇买货，绸行系代客买卖，今之绸庄则坐庆收货，而销售于他省，性质不同也”②。不过，绸行的衰落，只改变了商品收购的传统格局，但在个体生产和分散经营的情况下，如果商人仅仅依靠零敲碎打的方式，那就很难保证大宗商品的迅速运转。因此，在组织货源的问题上，他们还必须另外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门路。于是，从纺织业自身的特点出发，由商人直接向生产者提供原料，换回成品，就成为一个最佳的选择。所以濮院之“业绸者虽不业丝，亦必购买新丝以贷于机户，而收其绸，谓之折丝”③。花布行以花易布，多是生产者织成以后，持以易花，双方联系比较松弛；但丝绸生产工艺比棉布精细，专业化的程度更高，因而上述这种交换形式在丝绸行业中推行得更彻底。民国《吴县志》据采访册的资料记载，当地专营纱缎业的账房，其“开设年期有远至二百余年者”。“各账房除自行设机督织外，大都以经纬交与织工，各就织工居处雇匠织造，谓之机户”①。机户直接向账房领织，谓之代料，它和上文的折丝，名异实同。这些机户的大多数仍属于分散的个体生产，但他们和账房的联系是固定的，他们既不购买原料，又不出售产品，而是通过某种交换形式直接向同一个账房主人提供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账房和字号同样体现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只是两者所采用的方法稍有差异罢了。
总之，清代的商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方面，商业资本向生产领域的渗透（主要指商人利用收购商品，侵入生产过程，不包括商人直接向某些生产部门的投资），导致商人支配生产，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途径之一。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商业以市场为依托，市场以城市为中心，可是商人土生土长，和城市没有先天的血缘关系。民间俗谚：“无徽不成镇”；然而就在徽州这个地方，其民“世治则出而贸易，世乱则归家。家各有田，多者数十亩，少亦数亩”②。商人一边从农村游离出去，一边又把自己的“根”扎在农村的土地上，这种亦农亦商，农商相杂① 金淮：《濮川所闻记》卷3。
② 民国《濮院志》卷14。
③ 同上。
① 民国《吴县志》卷51。
② 汪士铎：《乙丙日记》卷1。
的双重格局正好反映了转折时期商人阶层的矛盾处境，所以他们只能审时度势，徘徊于城乡之间。由此看来，直到清代中叶为止，商人支配生产的事例还仅仅发生在少数地区的个别行业中，就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了。
第二节天下四大镇四大镇的发展和繁荣明末清初之际，广东的佛山镇，以冶铁业发迹；江西的景德镇，以陶瓷业扬名；湖北的汉口镇，以“船码头”著称；河南的朱仙镇，以集商贾繁兴。这种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的专业城镇，展示了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新途径，在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大镇的兴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手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
佛山此时作为广东冶铁业中心的地位已经形成，四远商人挟资来投建炉房者逐年增多。乾隆年间，佛山计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乾隆十五年（1750），估计炒铁行业工人约有一二万人，整个冶铁行业工人不下二三万人。佛山还不断为虎门、广州、崖门等处炮台承造大炮。当时制造的八千斤大炮，在鸦片战争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康、雍、乾年间，估计佛山整个冶铁业的生铁消耗量约为五千万斤，产值超过一百万两①。石湾陶瓷业入清以来发展更快，共“有缸瓦窑四十余处”②，所制产品发展为日用、美术、建筑、手工业、丧葬五大类，产品在千种以上③。佛山丝织业在清初发展为十八行，即八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花局缎行、宁绸行、蟒服行、牛郎纱行、绸绫行、帽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对边行、栏杆行、机纱行、斗纱行、洋绫行等①。四远商贾此时来佛投建“机房”的不乏其人。佛山金属加工业，在乾隆以后有制箔行、打铜行、打银行、金花行、一字铜行、铜器行等十余个行业。成药业仅参药行就有二十七家堂店。民间手工艺也有陶塑、塑扎、剪纸、门画、爆竹、雕刻等行业。此外还有与之相适应发展起来的手工行业，如染纸业、食品制造业、造船业、泥水建筑业、砖瓦灰炉业、印染晒茛业、成衣业、骨角皮毛筋器业、涂染料业、漆器业、迷信用品业等。据乡志记�